專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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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初春,已經可以感受到臺灣南部艷陽所帶來的高溫,讓原本已經因為冬季枯水期而逐漸下降的水位更容易受到氣溫的影響。

過去幾年每到這個時期,高屏溪流域近出海口區域都曾有水禽肉毒桿菌症的紀錄。禽類肉毒桿菌症的爆發主要是因食入C型或D型肉毒桿菌毒素所導致,毒素來源則是存在環境中的肉毒桿菌在大量複製分裂過程中所產生,肉毒桿菌為厭氧菌,複製過程中除了需要特定的氣溫條件,更需要處於低氧或甚至無氧的環境,也因為此特性,禽類肉毒桿菌症的爆發總是發生於特定的空間與時間狀態下,如高溫、低水位、低溶氧及泥灘底質的環境中。

2019年2月下旬至3月初,同一個區域再次發現許多野生水禽,因為肉毒桿菌毒素而造成的傷亡。這次的爆發,共撿拾了約6百隻死亡或中毒水禽個體。

 

被動地撿拾屍體只是一個無效功,對於疾病管理並沒有幫助

針對禽類肉毒桿菌的預防與管理,國內的管理單位及民間團體仍然以移除棲地環境中死亡之野鳥及魚屍為首要目標。雖然屍體為肉毒桿菌複製並分泌毒素的良好場所,並由蠅蛆或其他介質經食物鏈導致水禽中毒,但由於在溼地環境中人工移除屍體的效率不佳,因此經由移除屍體來管理棲地環境中的水禽肉毒桿菌症已經逐漸不再被其他國家所使用。

經由標記再發現的研究過程,許多研究發現棲地中屍體被發現而後移除的比例介於1-32%之間(1, 2, 3 ) 。加拿大的研究也指出,於積極移除屍體與未移除屍體的溼地之間,野生綠頭鴨的存活率並沒有差異(4)。這些研究結果告訴我們,即使花費大量的人力與物力進行屍體搜尋及移除,仍有極高比例的屍體不會被發現及移除,因此對於此疾病的管理與預防沒有助益。

也就是說,移除溼地環境中的屍體對於肉毒桿菌症的預防及管理,其實成本很大但效果極為有限。

 

一個盡責的管理單位必須有能力精確地預測疾病發生的時間與空間

相較於移除死亡水禽屍體的管理做法,近來世界各國主要針對棲地環境進行肉毒桿菌毒素進行監測,並了解導致肉毒桿菌症爆發的相關環境因子,以便進行預測及管理(5, 6, 7)。畢竟,比起被動地等待疾病發生後再去撿拾屍體,預防疾病的發生更為重要。由於肉毒桿菌症是因食入毒素中毒而產生,因此於爆發初期,發生地點之急性死亡率較毒素經過稀釋的周圍區域更高,經由記錄死亡個體之分布地點,可協助進行爆發核心地點的判斷,再經由棲地監測了解導致的原因,如氣溫、底質、水位、溶氧及水中有機物濃度等環境因素與毒素產生之間的關係,可對肉毒桿菌症的爆發進行準確的時間與空間預測,如此才可有效進行預防。然而,國內從未執行過環境中禽類肉毒桿菌毒素濃度的監測,此外,我們現在仍然缺乏精準及有效率的棲地監測工具,因此發展適合的禽類肉毒桿菌毒素分析流程及工具仍屬必要。與其被動地等待疾病爆發,我們應該要有能力掌控疾病爆發的時間與空間,才能有效達成防疫的任務。

相關文獻:  
1.Stutzenbaker, C. D., K. Brown, and D. Lobpries. 1986. Special report: an assessment of the accuracy of documenting waterfowl die-offs in a Texas coastal marsh. Pages 88-95 in J. S. Feierabend, andA. B. Russell, editors. Lead poisoning in wild waterfowl. 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 Washington, DC.
2.Cliplef, D. J., and G. Wobeser. 1993. Observations on waterfowl carcasses during a botulism epizootic. Journal of Wildlife Diseases 29:8-14.
3.Wobeser, G. 2002. Disease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wildlife. Revue scientifique et technique (International Office of Epizootics) 21:159-178. 
4.Evelsizer, D. D., T. K. Bollinger, K. W. Dufour, and R. G. Clark. 2010. Survival of radio-marked mallards in relation to management of avian botulism. Journal of Wildlife Diseases 46:864-877.
5.Rocke, T. E., N. H. J. Euliss, and M. D. Samuel. 1999.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avian botulism in wetlands of a northern California refuge. The Journal of Wildlife Management 63:358-368.
6.Rocke, T. E., and M. D. Samuel. 1999. Water and sediment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avian botulism outbreaks in wetlands. The Journal of Wildlife Management 63:1249-1260.
7.Soos, C., and G. Wobeser. 2006. Identification of primary substrate in the initiation of avian botulism outbreaks. The Journal of Wildlife Management 70: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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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貞志/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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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在美國在台協會邀請下,詹姆貝克博士來到台灣舉辦了兩場演講,也參觀了台灣的焚化廠、資源回收場等設施,並且對台灣有播放音樂的垃圾車,以及全民高度參與的回收文化印象深刻,以下是我們的島記者本次專訪詹姆貝克博士的內容。

Q:您曾經統計過每年有高達800萬噸的塑膠垃圾流入海洋,非常龐大的數字,我們有可能嘗試把海中的垃圾清除嗎?或者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決問題?

J:我認為如何預防,是我比較關注的問題,畢竟每年還是有這麼大量的垃圾進到海中。不過我認為漁具是一定要清除的,因為漁具對海洋生物來說是致命的,而且體積很大,必須要提供漁民一些誘因,讓他們在漁季結束後,確實地把漁具帶回陸地上。至於分布在海中的許多微塑膠,要去收集它們實在是非常大的挑戰,畢竟地球有70%的面積都是海洋,所以我們還是把能量放在如何預防。

詹姆貝克博士也研發出一款名為「Marine Debris Tracker」的手機app軟體,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可以在手機上登錄自己在何時、何地,清除的海洋垃圾種類和數量,目前已經成功清除累積超過100萬件的海洋垃圾。

Q:要如何從設計端的改變,來達到廢棄物減量的效果?

J:我認為改變產品的設計,可以朝向更標準化的方向。為什麼塑膠的用途這麼廣泛,是因為它可以藉由不同的添加物,製造出不同的質地、顏色等等,但這也使得回收變得更加困難。比方說可以改用無毒的添加物,或者改變材料的顏色,這跟畫畫的道理相同,你一旦加入深色,你就沒辦法讓它再變成淺色。在製造塑膠材料時,如果能在顏色的選擇上更加標準化,就可以增加回收的經濟規模,也可以減少因為污染而無法回收的塑膠物品,應該要把每樣產品都設計到能夠完整回收。

例如:在美國已經有一些企業,成立了永續包材聯盟,我們持續在關注怎麼建立一些產品設計的標準。我常舉的一個例子,是在挪威的「製造者延伸責任」制度,企業必須向政府提出證明,他們有能力回收公司賣出的95% PET瓶,於是這又衍生出了新的公司,他們為這些企業提供達成回收率的解方,如果這些企業在設計商品時,能夠採取某些特定的方式來製造PET瓶,以免破壞了回收鏈,因為採取了這樣的措施,他們確實達成了這個回收率。


我們的島專題​​​​【循環】對於寶特瓶回收使用以及設計端有相關探討,點擊後可收看!

Q:您在關注塑膠廢棄物之外,也經常鼓勵女性投入科學研究工作,可以請您談談背後的原因?這和您本身的研究歷程有什麼樣的關聯?

J:關於塑膠廢棄物的這個議題,女性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在不少廢棄物所衍生的經濟活動中,女性就負擔了許多撿拾、收集的工作。在家庭中,女性也是很多事的決策者,包括採買、管理,甚至是家裡的廢棄物怎麼處理。在印度,我就曾經拜訪過一個婦女組成的合作社,他們教導民眾怎麼妥善的分類廢棄物,以及如何製作堆肥。很多的女性投入環境工作,也包括女性科學家。我認為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女性可以在這個議題上產生很多的正向影響。

這也包括我參與的eXXpedition(女力遠征隊),我和其他十三位同樣關注海洋廢棄物議題的女性一起橫渡北大西洋,團隊之中有人是藝術家,也有人是電影製片,我們都來自不同的領域,這是一個很棒的經驗,透過女性的力量,讓全世界一起來關注這個問題。

這趟旅程總共長28天,其中19天是航行在海上,我不是很有航海經驗的水手,出發之前也完全無法預料會發生什麼事,要在帆船上生活19天,而且要進行科學調查,是滿漫長的。我們一開始先測試如何採集樣本,沒想到天氣狀況卻很差,我們長達五天都沒辦法採到任何一個樣本,不過我們第一個成功採到的樣本,就是一小瓶微塑膠。 

Q:您這次在台灣也參觀了焚化廠、回收站等設施,和其他國家看到的資源回收處理有什麼不同之處?

J:我經常到世界各地做調查,在一些垃圾處理設施還不完善的國家,我也看到很多非正式的「垃圾經濟」,許多人在掩埋場、垃圾桶拾荒,這些經驗都讓我認為我們應該要建立更完善的廢棄物管理制度,因為數以百萬計的人是在毫無支援的狀況下以此為生,政府沒有投入資源,沒有建立完善的設施讓這些人能在好的條件下工作,也沒有任何的防護裝備和保險制度。

在台灣我看到這裡有非常多的回收活動,這裡的人們很努力的把各種東西分類,在回收場也可以看到有高達19種分類,我認為台灣的回收文化是很強的,人們對於回收有高度的參與性,很有條件朝著循環經濟的方向發展。

Q:中國宣布禁收洋垃圾之後,對全世界的回收產業鏈,有很大的影響,我們應該怎樣來看待中國新政策對全世界帶來的衝擊?

J:我們最新發表的研究,是想了解全世界的塑膠交易情形,研究進行的過程中,中國針對需要經過再利用處理的塑膠,頒布了進口禁令,這些廢棄物也因此流入馬來西亞、台灣、越南等地。遍尋全世界,很難找到能像過去的中國這樣,容納這麼大量體的地方,所以對我而言,這個訊息促使了我們必須開始思考,怎麼在國內做到更完善的回收。這也提供了一個契機,讓各個國家能夠一起合作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發現一直以來,大多數高所得的國家一直把塑膠廢棄物出口到中國,以及這個區域內的其他國家。我們必須合作,比方說重新思考塑膠材料的設計,這是修復整個系統的其中一個想法。

詹姆貝克博士在2018年所發布的最新研究也指出,在中國宣布禁收「洋垃圾」之後,已經改變了全世界塑膠廢棄物的回收產業鏈,許多高所得國家所產生的塑膠垃圾,轉往東南亞等國家,然而沒有一個國家能容納像中國這麼大的處理容量。詹姆貝克博士預估,到2030年為止,可能有1.11億噸的塑膠垃圾會因為中國的新政策而無處可去,她呼籲各國應該加強國內的回收率,也應該透過跨國合作,來共同制定治理塑膠垃圾的對策。

《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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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塑膠廢棄物以及海洋污染是全球性的問題,有非常多的NGO、學者都很關心這個議題,但也難免感到很無力,您怎麼在研究中持續保有熱情?

J:每一次當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一起討論這個問題,我就感到被鼓舞,不僅在聯合國的層次,或者一些比較區域型的會議,AESAN、APEC或者G7、G20,雖然這是個全球性的問題,我仍然抱持樂觀的態度,因為我們可以用各種在地化的方式來處理它。不管地方政府、企業甚至是公民,都可以在這個議題上做出一些改變,尤其是一些草根運動也不斷在發生。因為我所看到的,是在不同的層級都有人發起這些行動,大家也持續的進行,所以我還是認為,我們可以期待這些正向的效應將會減輕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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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 陳寧
剪輯 葉鎮中 林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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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對豬的認識往往只是餐桌上的一盤肉,但其實豬對人的貢獻遠遠不僅於此。豬是在靈長類之外,跟人類最相近的動物,牠是重要的實驗動物,人類醫學的進步很多都要倚靠豬。除此之外,牠身上的基因密碼,隱藏著遠古人類遷徙的祕密。今年是豬年,就讓我們好好認識這個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豬隊友。

現在我們在市場上買到的肉豬大部分都是國外的洋豬,其實台灣本土存在著兩種原生種豬,一種是生活在山林裡的野豬,一種是台東蘭嶼的小耳豬。去過蘭嶼的人大概都見過這樣的場景--母豬悠哉地帶著小豬在外面散步,老人家在涼亭上休息,下面往往躺幾隻豬。在蘭嶼每隻豬都認得自己的家,每天傍晚主人在門口呼喊,豬隻就乖乖地回家吃飯。曾有人開玩笑說,蘭嶼真是豬的天堂。

蘭嶼小耳豬屬於小型豬,數量稀少,1970年代由台大與台東種畜繁殖場開始進行育種及保種計畫。2005年為了避免近親衰退,台大朱有田教授以分子生物學的方法,替台東種畜繁殖場豬小耳豬進行DNA解碼,發現蘭嶼豬是的DNA不同於歐亞豬,是一個獨特的遺傳類群,推測蘭嶼豬可能在數萬年前由南島民族馴化,並且跟著南島民族遷徙的腳步漂流到菲律賓巴丹島等地,這個發現也支持了人類學者的「出台灣說」--認為台灣就是南島語族的發源地。

近十年在台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系與台東種畜繁殖場的努力下,小耳豬已經成為最佳的實驗動物。由於器官大小與人體較類似,包括人工關節、人工血管、眼睛疾病、腦部病變與腫瘤手術等等的臨床實驗,都以小耳豬作為實驗動物,成為醫學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對人類健康貢獻良多。

除了蘭嶼豬之外,台灣另一種原生豬是台灣野豬,一般俗稱為山豬,牠是原住民傳統祭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在漢人還沒有來到台灣前,台灣早已是野豬的自然棲地。在十三行遺址、圓山遺址等考古遺址中,都可以看到野豬牙齒等遺留物,可見野豬跟台灣原住民祖先關係緊密。不過台灣對於野豬的調查研究並不多,關於野豬族群的基礎資料、數量、範圍等缺乏了解。台大動科系教授朱有田就指出,萬一台灣發生非洲豬瘟,被感染的不只肉豬,山裡的野豬勢必受影響,但我們缺乏野豬的分布、活動範圍等資訊,要防止非洲豬瘟擴散有其困難。所以未來對野豬生態的調查,還是要加把勁。

豬不只是肉類來源,牠對醫療研究有重大貢獻,更隱藏著台灣史前時代的秘密。豬年,就讓我們對台灣的豬隊友說聲: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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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張岱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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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無法阻止這次的工程,未來台灣的稀有陸蟹類群,將覆滅於土石之中!」

台灣島嶼生物多樣,其中恆春半島更擁有豐富的陸蟹生態,1月17日,長期研究恆春半島陸蟹的學者李政璋發現,屏東車城的保力溪,近日一處私有地有工程擾動跡象,「保力溪北岸的草澤溼地,有十多種陸蟹棲息,原本在溼地上的無數蟹洞,卻在2019年初遭到無情的土石覆蓋。」據他觀察,有能力破土而出求生機的,只有最大型的凶狠圓軸蟹,其它將近十種的中小型陸蟹,「恐被深埋在地底坐以待斃!」


這片私人土地在工程擾動後,遭到活埋的陸蟹,重新把穴內​​​​的土挖出來堆放成土丘,但中小型陸蟹可能就沒有這樣的能力。   照片提供/李政璋

將恆春半島視為第二個故鄉的李政璋說,恆春半島是屏東相當重要的資產,陸域與海域都有世界級的生物資源。其中位於墾丁國家公園北界外的保力溪,在陸蟹研究者眼中更是天堂,「這裡是恆春半島唯一有河口泥灘地、草澤濕地與紅樹林灌叢的地方,且相對於台灣西部河口泥灘地的缺氧狀態,這裡往下挖深,泥巴還是正常咖啡色、無臭味的狀態,加上接近黑潮跟南下的沿岸流交會地帶,生態多樣性一直都很高。」


保力溪周邊草澤環境可見處處蟹洞​​​​。 照片提供/李政璋


保力溪另一處也是陸蟹分布的熱點,紅色箭頭處是活蟹,黃色箭頭是蟹洞,這裡有三種陸蟹生活著​​​​。 照片提供/李政璋

被國家公園忽略的保力溪陸蟹族群,是台灣其他陸蟹熱點所無法取代的,「這裡不但有常見的陸蟹物種,更包含台灣的稀有陸蟹—新脹蟹類。」李政璋說,新脹蟹在全台一共有七個種類,早期陸蟹研究學者劉烘昌在此發現五種。


圖表製作/李政璋

2014年時,李政璋在這裡發現了「光滑新脹蟹(N. laeve)」這種體型袖珍的陸蟹,有鮮紅色的雙螯與黑褐色的身體,過去常被誤認是「印度新脹蟹(Neosarmatium indicum)」的幼蟹。在這次發現後,保力溪的新脹蟹類多達六種,而且在全台灣,幾乎只在保力溪口北岸有穩定族群,「但在保力溪口的景觀橋開通之後,這附近就開始有越來越多的整地開發,逐漸威脅到這片碩果僅存的小濕地。」


照片提供/李政璋及JIL

李政璋表示,恆春半島尚未被鑑定出身分的陸蟹至少還有十種以上,這些物種都正在與國內外學者發表中,「但有些種類的棲息地逐漸受到人為破壞,可能有些種類連名字都還沒有就已經絕跡。」據他調查,目前陸蟹多樣性最高的,是在保力溪口北岸草澤。「三、四年前,靠海那一側已經變成魚塭,當時這干擾還好,因為這一區的範圍很大,但今年這裡已經被土石覆蓋,連樹也被砍掉。」


照片提供/李政璋

他詢問過公部門承辦人員,卻得到「因為那塊地是私有地,所以不清楚發生什麼事」的回應,讓李政璋非常擔憂,「其實針對棲地的環境評估機制一直存在,但行政單位在做生態調查的時候,往往都只以政府門檻為基準,許多夜間調查都沒有進行。」缺乏嚴謹調查,生態的重要性就難以被廣為人知,「地主可能也根本不知道這邊的重要性」。


陸蟹研究學者李政璋建議修改的施工方案    圖表製作/李政璋

《我們的島》進一步電訪屏東縣政府後得知,未來保力溪出海口北側,因保力溪出海口的堤防防洪高度不足,附近農地近淹,縣政府提報前瞻基礎建設進行改善,「未來整治工程,可能也會有擾動。」

不過屏東縣水利處水利工程科長林煥文強調,當初設計時,有做過生態檢核,知道這裡是陸蟹重要棲地,因此工程的細部設計有進行調整,盡量避開陸蟹棲息地。由於李政璋的關心,水利處回應,「我們也知道有工程就會有干擾,因此還會再做進一步的調整。」1月30日下午兩點將於屏東縣車城鄉公所三樓會議室辦理說明會,提出更具體、精確、詳細的預計施工方法。


霍氏新脹蟹  照片提供/李政璋


照片提供/李政璋 

由於這塊陸蟹棲地是私有地,難有法源介入,李政璋希望行政單位能夠謹慎地評估工程設計,搶救這塊陸蟹寶地。他也認為,行政部門應該考慮這塊棲地的特殊性,將其納入國家公園的保育範圍或重要濕地,「否則就算過了這關,難保不會有下一道檻!」 

珍貴的陸蟹生態有沒有機會獲得一絲生機呢?後續我們的島將持續關注。

照片提供/李政璋
照片提供/李政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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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胡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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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嘉義市區沿著82快速道路一路往西,再沿著157縣道往東石鄉的掌潭村前進,沿途不少村民正冒著雨,清理積水退去後的家園。車子勉強駛過一段又一段積水較淺路段,總算找到掌潭村的入口,前方的路還泡在七、八十公分中的水裡,我們換上青蛙裝、扛著攝影器材,徒步走向村子裡的一處養雞場。


地勢低窪的掌潭村,在823熱帶低氣壓帶來的強降雨後,積水遲遲不退,養雞場泡在水中第六天,已有上萬隻死雞,若不盡速清除,後續卻可能衍生傳染病與衛生問題。8月28日這天,我們進入掌潭村,當時上百位穿著防護衣的國軍,涉水進到村子裡,在瀰漫濃濃臭味的雞舍中,徒手清除死雞。

看著已經快要上市的土雞,整批化為泡影,養雞場主人林柏里面色凝重的說,養雞28年來,第一次遇到這麼嚴重的災情。「以前淹水頂多一兩天就退了,這次到了第六天還沒退,一時之間根本不知道怎麼辦,」他說。

事實上,極端氣候下,雞豬遇水劫的情況日益頻繁,畜牧業的防災已不能等待,有三個主要方向可以努力推動:
 
一、健全動物屍體去化管道

這次823豪雨,嘉義縣總共有91家畜牧業者受災,災損金額高達1.2億,是全台畜牧業損失最為慘重的地區。突如其來的天然災害,農民已經苦不堪言,大量急需清運的死亡動物,更讓他們束手無策。

死豬若是沒有立刻清除,第二天屍體就會膨脹、肚破腸流,嘉義縣朴子的豬農蔡嘉裕十分感謝國軍緊急前來支援,「死豬的數量有好幾百頭,光靠我們自己,可能直到屍體爛光都還清理不完」他說。

嘉義縣家畜疾病防治所所長林珮如回憶,十年前八八風災發生時,大家並沒有意識到,颱風豪雨會造成大量動物死亡,當時她負責承辦災後動物屍體清運的業務,光是嘉義縣內就有高達120萬隻死雞、兩萬頭死豬,專門處理動物屍體的化製場,根本沒有辦法消化,第一時間處理的SOP也不明確,環保單位和國軍全都手足無措,一直到災後第二、第三天,處理才上軌道。在台南縣,甚至有來不及清運的死雞、死豬堆在路邊,散發惡臭,最後縣府只好決定全數送到掩埋場處理。

但是,事隔十年,相同的難題並未完全解決。平時,農民在飼養過程中斃死的動物,以及屠宰場在宰殺動物後剩餘的骨頭、羽毛等無法食用的部位,依法皆必須送至化製場處理,加工成肥料或者飼料用的肉骨粉。然而,化製過程中的發酵、焚燒等製程,容易散發惡臭,環保防治措施如不完善,經常受到鄰近居民的陳情抗議,地方環保局在民意壓力下,所核准的處理量越來越少,想成立新的化製場更是難上加難。

縣內沒有化製場的彰化、嘉義、南投等地,畜牧業者甚至必須跨縣市運送動物屍體,增加處理成本,也增加疫病傳染風險。

台灣每年屠宰八百萬頭豬、三億隻雞,在沒有災情發生時,斃死動物屍體和屠宰後的廢棄物,已經讓台灣現有的化製場滿載,一旦發生天災或者嚴重動物傳染病(例如口蹄疫、禽流感),爆量的動物屍體,目前的化製能量可說是緩不濟急。林珮如表示,有了八八風災的經驗,這次823水災過後,中央地方聯手,緊急動員國軍協助,才能在三天內就完成動物屍體的清運,不過嘉義縣內的82萬隻死雞,最後還是得緊急協調焚化爐受理。

動物屍體十分潮濕,送至焚化爐焚燒,不但會降低焚化爐的處理效能,且有造成傳染病之虞,是不得已的選擇。政府應輔導化製業者加強環保措施,減少對周邊民眾的干擾,讓國內有足夠的化製量能。

二、禽畜舍也要更有承載洪水的韌性

蔡嘉裕家中的養豬場位在荷苞嶼大排旁,豪雨使得大排的水滿出來,淹沒豬場,積水達三公尺深。數百頭豬淹死在水中,少數幸運逃出來的豬,泡在水中,冷得直發抖。

蔡嘉裕說,平時他的養豬場內,就設置有幾部抽水機,遇到一般的颱風還能應付。八八風災過後,鄰近豬場的荷苞嶼大排堤防已經加高,他家的養豬場也把防水牆加高,「我們都以八八風災為標準,沒想到這次的水竟然比八八風災還厲害」他無奈地的說。

氣候變遷的考驗越來越嚴峻,農漁民受到的衝擊和災損也越來越慘重,想到未來不知何時會再遇上更猛烈的天災,蔡嘉裕說,附近幾家養豬業者都跟他有相同感嘆,實在快做不下去。

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教授陳志峰觀察,早期的養豬業者,為了方便排放污水,多優先選擇將牧場設置在大排附近,但大排附近地勢也特別低窪,可能是造成這次損失慘重的原因之一。

此外,傳統的雞豬舍,為了方便作業,地面大多採取水泥鋪面,在易淹水地區的農民則習慣採用屯土墊高地勢,或者興建防水牆的方式來防災。近年的幾次洪災過後,不少學者提出「韌性城市」、「海綿城市」的構想,認為人居住的城市應該要更有承載洪水的韌性,同樣的道理,飼養動物的禽畜舍,也可以考慮納入滯洪設施。

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2017年耗資五千萬剛落成的動物舍,就引入了具有滯洪功能的筏基設計。降雨透過屋頂的集水系統,集中到雞舍底下深度一米八、總蓄水量兩百噸的筏基池,陳志峰解釋,依照氣象局標準,若是八十毫米的降雨量,要兩天才會蓄滿,只要氣象局發布颱風或者豪大雨特報,他們就會先將筏基池內的積水預先抽乾,做為防災準備,平時池內的蓄水,則可以拿來做為動物舍的清洗,可以省下不少水資源。他建議,若有畜牧業者準備更新禽畜舍的設施,這是一個可以考慮的設計。

三、推動農業保險 備戰極端氣候

災害過後,農委會立即發布現金救助和低利貸款辦法,希望協助農民重建,雞農林柏里卻認為,幫助十分有限。他指出,農委會對雞農的補償金,是每隻20元,以前小雞一隻只要8塊、10塊的年代,20塊的補助還算合理。「現在小雞一隻就21塊,補助20塊連買一隻小雞都不夠,希望政府可以重新討論補助辦法,」,林柏里說。

事實上,根據統計,過去9年,每年平均因為天災造成的農損,高達126億元,政府發放的現金救助卻僅有35億元。也就是說,農民自行承擔的損失金額,高達75%,每次天災過後,農政單位為了勘災和進行災損認定,更是耗費大量人力。

如何透過農業保險制度,穩定農民收益,是農委會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然而,每項農作物的生長特性都有所不同,在產險公司缺乏農業專才和農業統計資料的情況下,不易開發出合適的保險商品,農業保險的推動,需要農政單位、保險業和研究單位合作。

2017年,屏東縣政府和產險公司合作,首度針對養殖漁業推出「天氣參數型保險」,以颱風風速及累積雨量作為啟動保險理賠的要件,今年則繼續推出蓮霧保單,只要降雨量、風速等氣候條件達到一定標準,農民就可以盡早得到理賠,省去認定災損的時間。

陳志峰分析,農委會早在民國65年就開始推動動物保險辦法,但是保險的項目僅針對平時豬、牛這些大型動物的疾病死亡,近幾年則開始推動家禽的禽流感保單,不過現有的保險制度都沒有涵蓋天災,農民普遍還沒有建立保險的觀念,投保的農戶有限。他認為,氣候變遷讓畜牧業者在飼養過程中,遭遇更多不確定因素,政府應該盡快設計出適合畜牧業者的保單,減少農民的損失。

一場天災,讓農民的心血化為泡影,也讓許多動物意外失去生命。畜牧生產是農業的一部分,動物的災損卻特別不容易處理,動物舍的防災也是過去較少被考量的議題,面對極端氣候的考驗,這都是台灣畜牧產業必須謹慎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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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 陳寧
攝影 葉鎮中 賴冠丞 陳添寶,剪輯 葉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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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糞加工成的有機肥

親身走一趟農產品的生產現場,看看農民如何在水田裡插秧、在園子裡剪枝採果,對消費者來說,大多是愉快的經驗。畜產品的生產現場,卻往往不是如此,尤其是集約化的飼養設施,濃重的屎尿味、漫天的羽毛粉塵,讓人避之唯恐不及。隨著都市的擴張,在台灣,許多養雞、養豬場的設置,引發民眾的抗爭;未經妥善處理,就排放至河川的畜牧廢水,成為生態的一大負擔。

要享用畜產品,就必須面對惱人的「屎事」。聽起來雖然不太愉快,卻是畜牧業能不能永續發展的關鍵。對於農業生產一向採取精準控制態度的荷蘭人來說,如何好好處理屎事,將其轉化為可利用的資源,自有一套方法。

二戰過後,為了解決糧食供應短缺問題,1960年代歐盟制定了「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 CAP),透過政策補助,鼓勵農民生產,一方面也降低食物價格。在這樣的補貼政策下,畜牧業轉向衝刺生產效率的集約飼養模式,荷蘭的東部和南部,成為主要的畜牧生產區域。

從1980年代至今,荷蘭的乳牛產奶量平均從每頭每年5.5公斤,提高到8.5公斤,家禽的飼養數量也提高了兩倍。從國外進口廉價玉米、黃豆飼料原物料,在荷蘭境內飼養動物,製成高附加價值的畜產品,出口換取外匯,看起來是門好生意,卻也在境內留下每年近七千萬噸的禽畜糞。

荷蘭人口1700萬人,牛隻在養頭數為400萬頭,豬隻1200萬隻,家禽則高達一億隻 。在這個牲口比人口還要多的地方,如果不妥善處理禽畜糞,不但造成環境負擔,外銷事業也難以持續下去。

荷蘭瓦赫寧恩大學動物科學系的兩位禽畜糞處理專家弗里多夫・巴索耶(Fridtjof de Buisonje)和羅蘭・梅瑟(Roland Melse),開門見山的說,「讓禽畜糞回歸農地,是唯一的解方」。 

糞便農業廢棄物 肥水不落外人田

還沒有肥料的年代,農民視糞便為珍貴資源,肥水不落外人田,是維持地力的最佳法寶。然而這樣的循環,早已隨著農牧業經濟型態的改變,而被阻斷了。

化學肥料的普及,讓農民捨棄了最天然的肥料,。隨著畜牧產業現代化,在飼料中添加銅和鋅元素,加速動物的生長,已經是普遍的做法,更使得動物的糞便產生重金屬含量過高的問題。

目前台灣約有10%的禽畜糞經過合格堆肥場處理,確認重金屬含量未超標之後,製作成有機肥, 對實施有機農法的農民來說,仍普遍存在「禽畜糞不安全」的看法,推廣不易。2015年,環保署修改水污法,開放畜牧業者將厭氧消化後的沼渣和沼液回灌農田,原意是期望為畜牧業者增加去化禽畜糞的管道,也讓農民省下購買化學肥料的成本,卻也引發質疑,擔心農地和地下水會累積過量重金屬和營養鹽,造成反效果。

因此,要讓禽畜糞回歸農地,完整達成資源的循環,必須先設定嚴格的標準和操作規範。首先,必須先從源頭限制飼料的成分與添加物的標準,降低禽畜糞中的重金屬含量,各牧場中禽畜糞的產生量和流向、單位面積農地施用量也得嚴格控管。

減少營養鹽污染 掌握禽畜糞便去向

土壤中的磷酸鹽和氮酸鹽一旦過量,會造成地下水體與河川優養化。1987年,荷蘭規範每年只能在2月1日至9月1日的作物生長季施用糞肥,並限制每塊農地施用磷酸鹽(P2O5)的上限。1991年,歐盟制定了硝酸鹽指令,限制農地施用硝酸鹽肥料的上限為每公頃170公斤,確保地下水質不會受到過量的營養鹽污染。隨著歐盟標準日趨嚴格,荷蘭政府也逐年下修農地磷酸鹽的施用量,目前上限為每公頃100公斤。

巴索耶表示,荷蘭農業部對全國農地建置了完整的資料庫,每塊農地的面積、種植的作物,每座牧場的動物數量,糞便如何運輸,從哪間農場運走多少糞便、卡車在哪裡卸載多少糞便,每批糞便的氮磷含量,這些資料全都進到資料庫,藉由科技化的管理,有效掌握禽畜糞的流向。

「如果哪個農場施用太多禽畜糞,或者有哪些糞便被運到不對的地方,都可以查出來」巴索耶說。如果違反規範,可能面臨刑責。

梅瑟認為,政府先制定嚴格的管制和排放標準,才能促使農民和產業去找出解方,「沒有人是自願的,但大家就是得遵守」,他說。以豬農為例,他們付給運送糞便承包商的運費每公噸為25歐元,這25歐元中,其中一部分是付給種植農作物的農民,鼓勵他們使用這些糞便來施肥,而不要使用化肥。

「這個費用簡直是天價」梅瑟說,不過他指出,這個收費高標,也為禽畜糞加工產業撐出了空間。例如,加工成價值和品質更高、也便於出口的粒狀有機肥,做為燃料(雞糞),或者進行厭氧發酵、獲取沼氣等,如果畜牧業者不願意付這麼高的運費來清運糞汙,他們也可以選擇其他的處理方案。

小農設置大型沼氣有難度  回歸農地較容易

儘管荷蘭的每一吋農地都成為去化禽畜糞的管道,梅瑟指出,目前荷蘭仍有20%的糞肥必須出口到國外,因為沒有那麼多的農地可以用來施肥。透過「內用」加「外銷」,荷蘭95%的禽畜糞,最後都能回歸農地。

不過,荷蘭位處歐陸,糞肥可以就近運送到鄰近的法國、比利時等地,當我們討論到台灣的情況,國土總面積雖然和荷蘭相仿,卻多高山且四面環海,出口糞肥相對困難。梅瑟提醒,如果一個區域的禽畜糞產生量和可施肥的農地面積,兩者之間無法達到平衡,若不想辦法出口過剩的糞肥,不如考慮降低國內的飼養規模,以進口肉品來滿足消費需求。

梅瑟觀察,在許多國家,沼氣發電被視作解決畜牧產業環境問題的方法,但他認為:「從能源的角度來看或許是永續的,但從礦物質的角度來看就不是如此」。

梅瑟分析,禽畜糞的厭氧發酵效率不高,通常必須添加玉米、牧草和其他生質廢棄物來提高效率。這些糞便和生質廢棄物,經過厭氧發酵後,所含的礦物質仍然留在剩下的殘餘物中,如果沒有妥善利用,就是浪費了這些氮和磷,而且也增加了總體的廢棄物體積。梅瑟也指出,如果沼氣發電設施維護不佳,洩漏出甲烷,仍然無助於溫室氣體減量。根據統計,歐盟的沼氣發電平均有4%的洩漏率。

巴索耶指出,大型沼氣發電設施造價昂貴,通常需要仰賴政府的大量補貼,「但這些補貼到底都進到誰的口袋?」他認為,要把糞便集中到大型沼氣電廠,發電完之後,又要再把這些剩餘產物運走,來回都得經過長途運輸,必須妥善評估可行性,否則只是製造新的問題。

荷蘭禽畜糞管理 台灣下一步怎麼走
 

經過40年的努力和嘗試,荷蘭逐步發展出成熟的禽畜糞管理政策,然而新的挑戰也持續拉鋸著政策的走向。

歐盟是世界上第一大的產乳地區,生產牛乳和各種的乳製品加工產業,是歐盟最主要的農業經濟活動,占農業產值超過十分之一。為了確保酪農能夠有合理收入,1984年設立了牛奶配額制度,每個農戶的產量都不能超過配額,防止生產過剩,以維持牛乳與乳製品的市場價格。

隨著自由貿易的發展,2015年,在酪農們憤怒的抗議聲中,歐盟仍決定讓牛奶配額制度走入歷史。這個變化,使得乳品產量增加,乳價下跌,酪農希望擴張生產規模來增加競爭力,然而環保法規卻日趨嚴格,大幅增加了處理牛糞的壓力。如何減少飼料中的磷酸鹽成分,並提升禽畜糞加工技術與出口潛力,是目前產業界與學界的一大研發方向。

反觀台灣,不少養豬業者仍然懷念著1997年以前,豬肉外銷日本的榮景。經過農政單位多年努力,總算於2017年5月,獲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認定為施打疫苗口蹄疫非疫區,2018年7月正式「拔針」 ,停止施打口蹄疫疫苗。產業界冀望有朝一日能撲滅口蹄疫,重啟外銷,然而,台灣整體的畜牧產業,應該維持在多大的規模,才不會造成環境的負擔,至今仍缺乏妥善評估,禽畜糞的處理也尚待加強。如何在消滅疫病、提升畜產品品質之餘,不要再步上過去為了生產而犧牲環境的舊路,我們是否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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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者/陳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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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氣候協定實施後,各國開始制定溫室氣體目標,畜牧業也被認定是需要極力管制的產業。2017年1月,荷蘭國家公衛與環境研究所發布一份「餐桌上有什麼?」 報告(What’s on your plate),建議民眾減少食用肉類、奶類與起司等動物製品,以達成減排目標,這份報告也建議政府對肉品額外課稅。同樣被列舉出既不健康又不永續,需要課稅的食物,還有軟性飲料。

瓦赫寧恩大學 (Wageningen University & Research)動物科學系主任馬丁・斯科爾頓(Martin Scholten)則指出,在率先對肉品課稅的丹麥,已經有研究指出,課稅只是飽了政府財庫,實際上功效不大。斯科爾頓認為,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透過改變飼料來源和處理禽畜糞的方法,是比較明智的方法,而轉向永續生產所產生的代價,應該直接反映到肉品成本上。「這樣才能使這些錢,實際支持願意為了轉型而投資的生產者」,他說。

吃素救地球 有沒有道理?

2018年6月,在瓦赫寧恩大學舉辦的一場未來食物(Food for the future)論壇中,動物科學系助理教授漢娜・凡・贊登(Hannah van Zanten)在演講的開頭笑說,「最近我常常接到記者的電話,他們總是問我,到底我們該不該繼續吃肉?」身為一位素食者,贊登近年來投入的研究,卻是在試著找出人類該怎麼吃肉吃的更永續。

贊登指出,如果地球上全部的人類都改吃素,現存的耕地很難種出足夠的植物性蛋白質,來養活目前的人口,反而會引發糧食危機。但全世界人口在2050年將達到97億,如果我們繼續用現有的模式生產畜產品,地球上將沒有足夠的耕地,來生產餵養動物的穀物。

贊登分析,當人們談論如何吃得更永續,應該如何看待經濟動物和畜產品?可以分成三種論點。第一種,從生產者角度來看 ,只要想辦法在生產過程中,減少環境負擔和食物哩程,人們就可以繼續吃肉;第二種,從消費者觀點來看,人們應該少吃肉,甚至停止吃肉,或者找出其他的替代品,例如人造肉。她提出的第三種觀點,試圖跳脫對於「到底該不該吃肉」的爭論,她提出應該把經濟動物納入循環體系中,改變現有的生產模式,讓動物變成「回收者」。

贊登提出一個假設,如果只用剩食來餵豬,而完全不用玉米黃豆等穀物,不占用任何耕地,可以生產出來多少豬肉?這裡指的剩食,指的是食品工廠在製造過程中的副產品,例如豆粕、麥麩,以及農產品生產過程中被淘汰的格外品,還有超市通路淘汰的食品等。讓動物幫忙把這些原本要被拋棄掉的剩食,轉化成養分。

想方設法少剩食 創造更多可能性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估計,大約有三分之一的食物最後成為剩食而被丟棄。贊登則用比較保守的估計,她假設剩食的比例為10%,將其運用來養豬,每人每天將能攝取14克豬肉。此外,再將一些氣候條件不適合用來種植穀物的草地,用來放牧牛隻,每人每天能夠攝取7克牛肉。  

目前全世界每人每日攝取的動物性蛋白質為32克,荷蘭人更是高達71克,皆遠高於贊登所計算出的數值。接下來,贊登將進一步評估如果納入羊、家禽和漁產等其他動物,可以有多少的產量。

不過,歐盟為了避免疫病風險,對於使用剩食來飼養動物,有著非常嚴謹的規範。此外,剩食並不像飼料是一種已經標準化、大量製造的產品,要以剩食來飼養動物,必須建立一套收集、處理這些食物的系統,這些都是必須克服的挑戰。
 


​贊登理想中的循環畜牧系統​​​,把家禽動物跟消費者、作物都納入系統​。​​​​​

循環畜牧  打造永續生活新樣貌

在靠近荷德邊境的哈爾雷(Halle)小鎮,一位年輕的景觀設計師英娥・弗萊明(Inge Vleemingh),在自家院子裡養起了豬,希望著手打造一個循環畜牧的系統。

走進De Goed Gevulde 農場旁的儲藏間,裡面擺滿一整桌的蔬果、麵包和乳酪製品。這是弗萊明從鄰近的超市收回來的剩食 ,在她的農場中,這些本來要變成廢棄物的食物,即將變成小豬的大餐。「對超市來說,把剩食交給我們,他們就不需要負擔清運費」,弗萊明說。目前,和他們合作的有三間超市和一間麵包店,每週收集的頻率大約為兩到三次,形成了一個小型的在地循環。

弗萊明目前大約養了三十頭豬,完全不需要再額外購買飼料。不過,使用剩食來餵豬 的,必須耗費人工把包裝的塑膠袋一一去掉,所以在荷蘭仍不普遍,對大規模飼養的農民來說,太麻煩了,雖然現在有人研發出可以自動去包裝的機器,未來能不能普及,還是一個問題。弗萊明於是和輔導身心障礙者的組織合作,每週會固定有幾位青少年,來農場幫忙做這些工作。
 
大大小小的豬隻們,自在的在泥巴中打滾,累了還可以窩進稻草蓋成的小屋子中休息,他們的生活環境,和一般住在豬舍中,只能待在水泥地板上,幾乎曬不到陽光的豬,很不一樣。降低了飼養密度,幾乎聞不到惱人的豬屎味,不過,為了要把豬飼養在戶外的環境,首先必須選育出皮膚深色的品種。


弗萊明解釋,一般常見粉紅膚色的豬種,如果養在戶外,很快就曬傷了。因此,她選用來自德國北部的在地豬種胡蘇姆(Husumer),和商用肉豬品種杜洛克豬配種,未來也希望能夠嘗試用野豬來配種。

胡蘇姆豬種目前已經十分稀少,牠的特徵是布滿紅棕色的毛,前半身卻有一截呈現白色。原來這種豬又有一個別稱,叫做「丹麥人抗議豬  」。在1900年代,德國北部有一小群丹麥移民,由於政府禁止他們懸掛國旗,這些丹麥人於是選育出這種有特殊外觀的豬,以牠紅底白條的毛色來象徵丹麥國旗,因而得名。胡蘇姆豬生長速度慢,抗病力較佳,又有著反抗的意象,弗萊明選擇牠來配種,除了讓肉質風味佳,更有著另一層意涵。

豬隻結合特色食譜  每口肉都有家鄉味
 

「市面上的豬肉如果不加很多調味來烹煮,吃起來就沒什麼味道。相較之下,生長速度慢的品種,飼養時間夠長,肉本身的風味就非常棒」,弗萊明說。一般的商用肉豬,大約飼養六個月即可達到上市的體重標準,弗萊明的豬則要飼養一年。傳統的荷蘭豬農,通常是把養大的豬直接賣給肉商,一公斤的價格大約是一到兩歐元,弗萊明的豬不須經過肉商、通路等環節,送到屠宰場宰殺後,她直接利用網路銷售分切好的屠體,每公斤可以賣到12.5歐元。
 
哈爾雷鎮坐落的荷蘭東部,是畜牧業十分密集的地帶,弗萊明的公公本身就是一位豬農,因此對於完全不懂豬的弗萊明來說,可以在飼養管理上給予很多協助,但他和一般傳統農民一樣,對於另類的生產方式,總是感到懷疑,認為很難在市場上生存。直到弗萊明成功完成第一筆訂單,她的公公才從此改觀。「荷蘭有一位常上電視的知名女主廚,知道我的計劃之後,我的豬都還沒養大,她就先說要預約我們農場的第一隻豬」,弗萊明說。
 
目前,弗萊明每個月賣一隻豬,越來越多人想買她的豬肉,如果想要特殊部位,就只能排隊耐心等待。在台灣,食用動物的內臟雖然很普遍,但在現代歐洲,內臟通常是直接被拋棄的部位。她們參考一些地方特色食譜,  製作成香腸、肝腸等加工品。「現在有一股風潮,人們開始找回這些傳統的地方菜食譜,大家才慢慢開始接受食用內臟這件事,這其實也是為了減少食物的浪費」,弗萊明說。

農場的養豬規模,已經慢慢準備再擴大,不過,弗萊明認為,用剩食來養豬,只解決了一部分的環境問題,「其實這些超市、麵包店裡剩餘的食物,它們根本不應該存在」,她說。

De Goed Gevulde 的意思是「塞滿好東西」,對過去的農家來說,小豬就像是銀行,平常把剩食、廚餘存在豬的身上,存滿以後,成為人們的食物。隨著工業化畜牧的普及,以及對生長效率的追求,農家早已不在自家後院養豬,用廚餘餵豬被視為過去式。弗萊明的經營模式,在現在的主流生產系統中,看似另類,她的理念卻很簡單,讓豬重新扮演資源回收者的角色,也讓人重新找回好好珍惜每一塊肉、細細品嘗每一口肉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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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海爾耶在阿默斯福特市郊打造一座生態農場

位在荷蘭中部的阿默斯福特(Amersfoort),是個不太常出現在旅遊指南的城市,這裡居住了十五萬人口,也是東西向與南北向鐵路交會的重要樞紐。從阿默斯福特中央車站搭上公車,大約十五分鐘車程,再沿著綿延的草原徒步十分鐘,Eemlandhoeve農場的入口,出現在眼前。

在農場員工的指引下,我找到了農場主人揚・海爾耶(Jan Huijen)的辦公室 ,他站在滿地的書堆中,迎接我的來訪。在這之前,他正從牆上書架拿出了幾本書,和另一位訪客介紹蘇聯經濟學家謝爾蓋・布爾加科夫(Sergej Bulgakov)和 亞力山大・洽亞諾夫(Alexander Chayanov)的著作,這兩位學者對農業有著類似的見解:農業生產行為的本質是為了農民自身的生存,而不是為了工業發展、資本市場而存在。

房間入口,掛了一張海爾耶的海報,他帶著頂圓帽,穿著皮製背心和襯衫,腳穿長靴,站在草地上,背後是他的牛群,他的手上還捧了本書。我眼前的這位牧人,更像一位哲學家。

農業型態 大農小農哪種比較好?

在台灣,應該鼓勵發展大農,或者支持小農?應該致力拓展外銷,或者推動地產地銷?農業應該選擇哪條路,這番辯論往往很難有定論。相較荷蘭,在高科技、規模化的農業生產已成主流,而且每年藉此賺飽大量外匯的荷蘭,似乎已經不用對這個議題耗費唇舌。

然而,阿默斯福特市郊,同一個村子裡,比鄰的兩間農場,卻選擇了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他們的故事,宛如「大小農之爭」的縮影,吸引許多人前來一探究竟。

從海爾耶經營的Eemlandhoeve農場望出去,就可以看到沙普(Schaap)家族經營的酪農場,龐大嶄新的牛舍。

海爾耶和沙普兩個家族,彼此是世交,也是同一個教會的教友。沙普家族決定成為專業酪農,專攻外銷市場,1950年代他們只有50頭牛,為了提升競爭力,一路擴大飼養規模,2006年規模增加為250頭,並興建了新牛舍,接著,2012年開始引入擠乳機器人、餵食和清掃的自動化設施。至今,由年輕一代的格力特・沙普(Gerrit Schaap)接手,已經達到700頭規模,是當地最大的酪農戶。

海爾耶的父親早年也是養牛,他接手父親的農場後,在1993年成立Eemlandhoeve,致力投入生態農業,打造地域食農文化。海爾耶指出,英文的農業agriculture一詞,這個字本身就內含著culture(文化),只是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影響下,在地的農業和農村文化,漸漸消失,食物供應鏈越來越複雜,大規模生產的廉價食物充斥市面,生產者和農民的關係越來越遙遠,而他想重建兩者之間的橋樑。


Eemlandhoeve農場裡的小型育苗溫室

在地生態農場   環境教育場域推手

現在,Eemlandhoeve農場有餐廳、有提供城市居民舉辦聚會和食農教育的場地,有種滿多樣蔬菜和果樹的有機菜園,也有提供藝術家創作裝置藝術的空間,還有一區正在打造中的帳篷區,海爾耶笑著說,這是打算要讓青少年遠離3C產品,享受自然、沉澱身心的空間。

農場的另一角,養了幾箱蜜蜂,海爾耶展示一個特製的壓克力透明蜂巢 ,這是為了讓來參觀的孩子可以認識蜜蜂如何築巢。旁邊的生態池,除了種滿各種植物,也是上百種鳥類的棲地。正如同海爾耶所形容的,他的農場是一個鄰近都市的綠洲。


用來進行食農教育的蜂箱


生態池提供了野鳥棲地

2007年,海爾耶因為長期在推動地域食農文化,獲得了西科.曼斯霍特(Sicco Mansholt)獎的肯定。西科.曼斯霍特是前荷蘭農業部長,1958年,他擔任歐洲農業委員會主席,是歐洲共同農業政策(CAP)的重要推手,鼓勵農民生產,有效的解決了戰後糧食短缺造成的飢餓問題。他也推動規模化、科技化的農業生產,讓荷蘭發展成世界重要的農業出口國。

曼斯霍特晚年卻開始意識到規模化農業生產,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對自己曾經制定的政策有所反思,但年事已高的他,已經無能為力。因此,當他過世後,他的朋友成立了以他為名的西科.曼斯霍特基金會,推動永續農業,並舉辦西科.曼斯霍特獎。曾獲得該獎項的,還有來自義大利,發起「慢食運動」的卡羅・佩屈尼(Carlo Petrini)

民眾食安意識覺醒 認養自己的食物

有了這個獎項的肯定,讓海爾耶對自己所投身的工作更加堅定,也讓他的農場更受矚目。他帶著我到農場的員工休息室,幾位從荷蘭各地來到這裡打工換宿的人,上午的工作恰好告一段落,圍在長桌邊喝咖啡,也討論對農業的想法,在我來訪的這天,還有位來自巴基斯坦的先生,趁著到荷蘭出差的空檔,特地來拜訪海爾耶。

休息告一段落,海爾耶帶著包括我在內的幾位客人,去看他的牛群 。走到草原上後,海爾耶卻沒有如我期待的,開始長篇大論向我們介紹他的牛怎麼飼養、使用什麼樣的農法。他只是默默的走向牛群,一邊拍手,一邊發出呼聲,牛群在他的引導下開始慢慢移動,很快的,我們就被有大有小的一群牛給包圍。

一行人跟隨他的腳步,跨越幾道有高有低的柵欄,海爾耶開始請同行的幾位男士,協助他移動布置在草原上的幾道長繩索,來控制牛群的移動範圍,不要一直停留在同一塊區域,以維持地力,我則在一旁觀察他們的工作。


海爾耶的農場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客

「每隻牛都有他的個性,有些害羞,有些粗魯」,海爾耶帶著我們走近牛群,伸出手輕輕摸了摸其中一頭母牛,介紹著其中幾頭牛,這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我們距離旁邊的一頭大公牛十分接近,但Jan對他的牛十分熟悉,在他的掌控下,牛群十分穩定,雖然是第一次在沒有柵欄的狀況下,走入牛群中,倒是一點也不擔心。

Eemlandhoeve大約飼養40頭肉牛,毛色金黃,是來自南法的品種Blonde d'Aquitaine。夏季天氣溫暖,牛群大多在草原上放牧,冬季則住在牛舍裡避寒。剛出生的小牛會跟在母牛身旁生活4到6個月,小牛能夠充分得到照顧,也能從母牛的乳汁獲得良好的免疫力。牛肉除了在自家的農場店鋪和網路販售之外,消費者也可以透過「認養一頭牛」網站來認購。

2001年,荷蘭爆發口蹄疫,為了防堵疫情,數以萬計的動物遭到撲殺,為了幫助農民挺過這波產業低潮,一群市民和stichting Milieubewustzijn(環境意識)基金會發起了「認養一頭牛」行動,在五年內協助80個農場,募集了兩千位的認養人。後續也有人用同樣的方式發起「認養一隻雞」、「認養一棵蘋果樹」的行動。

雖然隨著口蹄疫情趨緩,政府補貼進場挹注產業,這股消費者挺農民的熱潮逐漸消退,歷經組織重整,「認養一頭牛」至今仍維持50個農場、八百位認養人的規模。點近網站上的地圖,除了Eemlandhoeve農場之外,也可以看到其他農場的介紹,消費者可以選擇自己想加入的農場。有著穩固的消費群支持,這些以小規模、友善飼養特色牛種的農場,才得以延續下去。

這樣的銷售模式,和海爾耶一直推行的理念不謀而合。雖然主流的大農生產模式,並不容易改變,但只要依循著拉近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這個價值,人們就能激盪出各種多元的新型態商業模式。

面對荷蘭農地稀少、價格昂貴,讓有心想從事友善耕作的青年農民,不得其門而入的現況,海爾耶也特別有感觸。他的兒子也跟他一起投入農事,但他們家同樣面臨貸款壓力,海爾耶提出他的想法:「我們的農場能不能不只是家庭資產,而是可以成為屬於社會的資產?讓更多市民參與進來,一起投入農事,我提供你這裡生產的,新鮮自然的農產品和肉品,這樣我的兒子或者其他年輕人,或許就能更沒有負擔的當一個農民,農產品也可以有合理的價格,這也可以是一個新的商業模式。」

 

該朝向哪種農業型態  土地會告訴你答案

在拜訪行程的最後,我向海爾耶請教,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大小農的辯論,農業最終應該走向哪個方向,對於這樣的提問,海爾耶似乎已經習以為常。他說,雖然他和隔壁沙普家族的農場,是截然不同的生產模式,但他們一向彼此尊重在經營農場過程中做出的每個選擇,抱著開放的心態了解對方的做法。

海爾耶說:「身為一個基督徒,當我上教會的時候,我們不說話,我們只是傾聽」,他認為辯論只是立即的反應,人卻沒有辦法藉此看見自己的內心。面對每位訪客,他總是說的很少,而是留更多的時間,讓大家自己在農場裡觀察、體驗。「當你自己體驗過後,再重新思考,你就會有自己的答案」 ,海爾耶說。

海爾耶舉了一個例子,有一次記者來採訪他和隔壁農場主人格力特・沙普,當記者問格力特,乳價已經持續低迷三年,成本比市價還要高,他該怎麼辦。一陣沉默之後,格力特回答記者,我會加入海爾耶的這個地產地銷系統,我可以把我的牛奶,直接供應給阿默斯福特的市民。

如同奠定歐洲農業政策的西科.曼斯霍特晚年時的自省,以及他從鄰居格力特身上看到的轉變,海爾耶認為,只要他們持續扮演著農村和都市之前的橋樑,找到更多有相同理念的盟友,讓更多人走入他們的農場,傾聽內心的聲音,人最終都會選擇回歸在地、走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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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 Lanxmeer社區居民蓋文為訪客解說導覽

兩位從德國開了五個小時的車,遠道而來的記者,一邊和社區居民道歉,解釋他們不了解社區中不能隨意開車進入的規矩,一邊連忙將他們的藍色小車,移往社區入口處的公共停車場。

在造訪位在荷蘭庫倫博赫(Culemborg)市的永續社區Eva Lanxmeer之前,負責安排導覽與採訪行程的窗口,也是社區居民的蓋文・維爾謝爾(Gerwin Verschuur),就在信件裡提醒,他將同時接待我和另外兩位德國記者。即使是已經設立將近三十年,這裡每年仍然吸引不少來自荷蘭各地,甚至世界各國的訪客,前來學習。

時間回到1990年代,當時荷蘭政府計畫在二十年內,建造八十萬戶新房屋。「荷蘭政府認為,隨著高齡化、離婚率增加等人口結構的變化,未來對於住屋的需求會增加,所以才有這樣的構想。不過,荷蘭是一個人口密集的國家,政府希望能夠有計畫的規劃一些新市鎮,而不是隨處任意蓋房子」,維爾謝爾解釋。

眾志成城 形塑永續社區

一群已經意識到氣候變遷、地球暖化等環境問題的都市規劃師、建築師,希望藉由這樣的機會,嘗試打造永續建築。「這些有空間專業的人認為,既然政府要在接下來二十年蓋這麼多房子,那就要蓋得永續」,維爾謝爾說。

一手催生Eva Lanxmeer社區的規劃師瑪琳・卡普登(Marleen Kaptein)就是其中之一。她希望落實樸門的理念,打造出永續的現代都市典範,她從文化、建築、地景、水、能源、交通、都市農耕和公民參與八大項目,分別提出細部的構想,和庫倫博赫市政府一拍即合,市府提供了一塊公有地,1994年,卡普登開始在這塊距離庫倫博赫車站步行大約十分鐘距離的土地上,實踐她的藍圖 。

維爾謝爾順勢從停車場開始介紹社區的規劃,為了讓孩童和長者可以自在的在社區中活動,車輛是不能開進社區中的,必須停在社區停車場,再步行進入,除非要搬運大型物件,才能破例。「我們鼓勵大家少用車,這裡有八十個家庭加入共享汽車的系統,我自己就跟另外兩個人共享汽車」,他說。


德國建築師設計的溫室節能屋

社區中的房子也分別由不同建築師設計。其中有一區的房子,看起來和溫室一樣,有著尖尖的玻璃屋頂 ,維爾謝爾說,這批建築是一位來自德國的建築師所打造的,他來到荷蘭之後,觀察到這裡有大量的溫室,靈機一動,把房子設計在溫室裡面,溫室的保溫效果,可以省下很多使用暖氣所消耗的能源,在天氣熱的時候,就打開通風。

另外一區的房屋,則有著大片傾斜的綠屋頂 ,屋頂旁邊的溝渠,可以引導雨水進入集水系統,維爾謝爾說,上面的植栽也提供了蜜蜂和其他昆蟲的棲地。每年他們會在屋頂上做一次除草、施肥,同時也移除不小心長出來的樹苗,確保屋頂結構的安全。


大片傾斜的綠屋頂以及讓屋頂旁邊的溝渠,都是引導雨水進入集水系統的設計。

在社區裡走著的同時,維爾謝爾隨手在路邊的果樹,採下覆盆子、櫻桃還有許多不知名的漿果,分給我們享用。他解釋,樸門設計的原則,是每樣設計都至少要有三種功能,種植果樹,不只能綠化社區,還多了享用水果的樂趣。

他也舉例,Eva Lanxmeer社區旁的都市農園 ,除了生產蔬果花卉,供應給社區裡的居民,也有健康照護、食農教育的功能。社區一角的水池,不只是造景,也是處理中水的淨化系統,同時又提供了野鳥的棲地。而放眼整個社區本身,同時兼具了有居住、工作、食物生產和休閒等多樣的功能,「很多住在我們社區附近的民眾,也喜歡來這裡散步休閒,這讓我們的價值,能夠被更多社區外的人欣賞、看見」,維爾謝爾說。


Eva Lanxmeer社區旁的都市農園

居民參與公共政策  規劃想要的生活

目前,Eva Lanxmeer社區裡有大約三百戶居民,是荷蘭規模最大的永續社區,但維爾謝爾也提到,這個計畫誕生有其特殊的條件,他坦言:「一般的開發商並不會這麼積極的以永續為出發點,他們還是比較在乎能不能獲利,如果是在私有地上的建案,公權力也沒有太多空間可以要求他們」,言下之意,像這樣政府提供公有地,和有理念的規劃師合作進行規劃,其實很難在荷蘭其他地方複製。

和阿姆斯特丹僅有一岸之隔的阿爾梅勒(Almere)市周邊,許多開發商,正在這片40年前才填海造陸出的新生地上,如火如荼的打造各種導入高科技的實驗新市鎮。不過維爾謝爾認為,科技並不是唯一的解方,再先進的科技還是得看人怎麼去運用,社區居民的公眾參與和社區自治,才是社區能否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這也是Eva Lanxmeer十分重視的一環。

「大家會形成一些團體,如果有什麼想法或新計畫,可以在我們的社區委員會裡提案,大家就能進一步討論可行性」,維爾謝爾說。例如由居民組成的Terra Bella基金會,以關注公共綠帶為出發點,2004年開始,他們和庫倫博赫市政府展開正式合作關係,有了實質影響公共政策的管道。從社區走到都市農園的途中,經過一大片果園,園子裡還有不少綿羊,悠閒的在草原上吃草 、休息,維爾謝爾為我們解說,這片果園就是Terra Bella基金會努力的成果。


Eva Lanxmeer社區居民協助水公司維護的土地

個案經驗難複製  散播理念成主要目標

這片土地是一家生產瓶裝水的Viten公司所持有,長期以來業者對這塊地沒有太積極的作為,Terra Bella基金會和庫倫博赫市政府,於是和Viten公司協商出一個合作方案,由社區居民來協助維護這塊土地,他們在上面種滿在地品種的蘋果樹,讓這片綠地成為居民可以共享的公共空間,同時也能涵養水源,具有生態功能。果園中放羊,省去維護草地的人工,羊養大之後,羊肉也可以分享給居民。每年九月,蘋果成熟的季節,居民們會聚集在果園,舉辦收穫派對,一起加工採收下來的蘋果,製作蘋果汁。


Eva Lanxmeer社區的都市農園也是兒童常來嬉戲的地方

正如當年瑪琳・卡普登和庫倫博赫市政府簽下合約時,曾經對市府說過「你可以無償使用我的規劃,只要你願意全盤接受我的理念」,儘管要再打造另一個Eva Lanxmeer,並不容易,維爾謝爾仍然告訴我們:「只要任何人想了解這個社區的概念,我們都願意不計酬勞的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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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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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企業Dutch Awearness設計可百分之百回收的工作服

身穿螢光黃、亮橘色工作服的模特兒,從舞台上緩緩走向台下的群眾身旁,背景則播放著一張又一張讓人觸目驚心的海洋廢棄物照片。 

在2018年荷蘭循環經濟週的會場上,這家由荷蘭的新創企業Dutch Awearness安排的另類時裝秀,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國、數百位參與者的目光。Dutch Awearness創辦人里恩・奧圖(Rien Otto)研發出百分之百以聚酯纖維製成的布料,不僅可以完全回收再利用,而且他所設計的工作服、餐廳服務生的制服,只租不賣,業者租用這些衣服,到達使用期限之後,由Dutch Awearness負責回收,藉此打破一次性購買造成的廢棄物問題。


新創企業Dutch Awearness在循環經濟週展示可回收的工作服

意識到線性經濟發展模式,快速消耗地球資源,可能導致的環境危機,循環經濟漸漸成為國際間熱議的新詞彙。循環經濟和資源回收的概念有所不同,回收僅是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分離出一部分可再利用的物質,製造成新產品,最終仍會產生許多無法回收的廢棄物。循環經濟則強調打造一個封閉零廢棄的系統,首先,透過改變設計,減少製程中可能產生的廢棄物,還要再將廢棄物,轉化為用來再生產的原料。

從循環經濟的概念出發,荷蘭掀起了一股創業風潮。位在鹿特丹水岸的Blue city,就是循環經濟圈極具知名度的新創基地。

循環經濟成新商機   創業基地冒新芽

周末的鹿特丹布拉克(Blaak)車站旁,熱鬧的露天市集,小販們兜售著各式蔬果、二手衣還有古董家具。依照手機導航的指示,沿著水岸走到Blue city的所在地,外觀看起來像是座廢棄的建築物,讓人有些懷疑是不是走錯地方。

事實上,這裡真的曾是一座廢棄多年的游泳池 。走進當年的戲水區,又高又長的滑水道、牆上鮮豔的熱帶風貌彩繪,都還保留著。Blue city工作人員路克・莫倫納(Loeke Molenaar)指著戲水區上方的圓頂玻璃帷幕,向來參加導覽團的人們解釋,「現在你們進到這裡,應該可以感受到裡面滿熱的,這個戲水區的設計就像一個溫室,後來新的團隊接手之後,也確實讓它發揮溫室的功能,運用這個空間來種菇」,她說。


廢棄的游泳池現在成為新創企業的基地

這個游泳池曾是許多鹿特丹市民的共同回憶,卻因為財務問題在2010年一夕倒閉。三年後,一位叫做希曼・考克斯(Siemen Cox)的年輕人因緣際會用不可思議的低價,買下了這座建築物,他在這裡創立了Rotterzwam公司,回收家戶的咖啡渣來做成養菇的太空包 ,有興趣的民眾也可以買一桶現成的材料包,在家種菇來享用。


希曼・考克斯回收家戶的咖啡渣做成養菇的太空包

希曼・考克斯的創業行動,漸漸吸引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輕人進駐Blue city。他們回收廢棄建材和醫院拆下來的舊電線、管路,裝潢出現在的辦公空間。

艾瑪・范德萊斯特(Emma van de Leest)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位生物設計師(Biodesigner),對鑽研生物材料情有獨鍾,還在Blue City的地下室,打造了一間實驗室,讓有興趣進行相關實驗的人,都能來申請使用。生物設計師不只是設計師,同時也像是農民,他們播下菌種,在一定環境的控制下,仔細培養,讓菌絲體結構長成他們想要的形狀。

「你能想像嗎,用細菌來織出一件外套,或者用細菌和藻類,來為布料染上色彩,這些聽起來很像科幻小說的情節,其實已經有人在精密的實驗室裡做到了,這種會生長的材料,是未來的趨勢」,她熱情的對來參加工作坊的十幾位民眾介紹著生物材料的趨勢。


艾瑪正示範如何把菌絲體跟麥稈混合

這天工作坊的主題,是如何用菌絲體來製作容器。艾瑪把麥稈和菌絲體混合之後,放進模型中 ,再擺到保溫箱裡,讓菌絲體在恆溫環境生長幾天,滿滿的白色菌絲體就會完全包覆麥稈,形成一塊像是保麗龍一樣的物體,具有耐震緩衝的效果,同時又是可分解的自然材質。艾瑪解釋,這種材質可以取代保麗龍,解決環境問題,麥稈也可以換成麻布、草莖等其它生質廢棄物。

鹿特丹港邊,一間叫做Uit Je Eigen Stad的餐廳,主打都市農耕的概念,所使用的食材都是來自餐廳旁的菜園。餐廳也有一部分蔬菜來自魚菜共生系統,蔬菜的種子會撒在麻質的栽培墊上,蔬菜收成後,這些麻質墊料就成為廢棄物。艾瑪就曾和 Uit Je Eigen Stad 餐廳合作,利用這些麻質墊料來栽培菇類,種出來的菇,又能夠再回到餐廳,作為食材。


用菌絲體和麥稈製造出的容器可取代保麗龍

艾瑪說,他們曾經接到德國番茄農來訊詢問,能不能代為處理他們栽培過程中產生的廢棄墊料,但Emma認為,他們不希望把廢棄物運到太遠的地方處理,因為這又會造成更多資源的浪費。怎麼打造在地的循環系統,解決在地的問題,是他們想努力的目標。

剩食加工的出路 生物可分解新素材

如何解決剩食,也是另一個熱門的循環經濟議題。瓦赫寧恩大學食物與生質研究中心專案經理多恩・帝莫曼斯(Toine Timmermans),長期關注荷蘭的剩食問題,也協助過幾家嘗試將剩食加工成食品的社會企業,例如用麵包釀造啤酒,以及將超市醜蔬果加工成濃湯和醬料調理包的Kromkommer等。

Kromkommer在兩年前成立了荷蘭第一間專門加工剩食的工廠,每天可以處理一萬公斤的醜蔬果。「這些雖然都是還能夠再使用的良好食物,但小規模加工,卻使得成本更高」,帝莫曼斯指出。在瓦赫寧恩大學的支持下,Kromkommer和幾家社會企業在校內開設了第一家店面,帝莫曼斯認為這不是有效的解決方案,「我看到很多年輕的社會企業家想要解決問題,不過如果想要有影響力,還是要有能夠接觸到更廣大消費者的管道」。


用芒果皮跟鳳梨皮製作出的可分解皮革

帝莫曼斯的觀察,其實也正是許多以循環經濟為出發點的社會企業、新創團隊所面臨的挑戰。

Blue City的一樓大廳,展示了這些新創企業的產品,一位在這裡工作的年輕創業家,拿起一個皮包,介紹起這樣產品的特性。它的原料是來自於廢棄的鳳梨皮和芒果皮,看起來和真的皮革 沒有太大的不同,而且還具有生物可分解的特性。

「我們認為,既然快時尚是很快就會消耗掉的商品,就更應該使用這些對環境友善的生物可分解材料」,她說。不過,這種人造皮革目前還得克服防水的問題,雖然有一些化學塗料可以達到防水效果,團隊希望能研發出生物可分解、對環境友善的塗料,「他們還在找尋下一步的資金來源」,這位年輕創業家微笑著補上了最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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