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你屬什麼生肖，今年流年運勢如何呢

你屬什麼生肖呢？每個人一出生，就注定跟一種動物連在一起，牠就像是生命的符碼，從命理的角度，好運壞運，跟生肖多多少少有關，只要翻開農民曆，可以看到上面寫著今日沖羊、沖鼠….，去算命批流年運勢，可能會說屬豬的今年犯太歲…...，就連婚喪喜慶都有生肖禁忌。

甚至我們遵奉傳統民俗，每年輪流由一種動物當作該年的代表，就像吉祥物一樣，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對待這些動物的方式又是如何？有多少人細細探究，所屬生肖牠們真實的命運，有沒有機會好好認識，這些一輩子跟你我有關的動物呢？

這些動物並不只是符碼，「我們的島」節目想從虛幻拉回真實，因此以4K高畫質拍攝「島嶼X十二獸」紀錄短片，呈現台灣現實版的十二生肖。

集體創意的展現，盡情揮灑風格

這十二部短片，每部約七到八分鐘，由不同的導演執導，有「我們的島」團隊成員，也有獨立製片，敘事與拍攝各有其風格，希望透過集體創作，展現紀錄片的另一種可行的模式。

像是家住金門的導演李開地，從自己父親與老牛的故事，帶出末代耕牛的歷史演變。而曾經拍攝許多海洋議題的導演周文欽，則選擇台灣海域可見的海洋生物﹣海龍，來呈現現代龍世界的面貌。另外鏡頭語言細膩的窩們工作室，則以原住民圖騰百步蛇的意象，對比人們對於蛇的崇敬與懼怕。還有一位劉啟稜導演，紀錄了居住在台灣的馬，從意氣風發的帥氣，到進入安養之家，日漸衰弱老去的淒涼。

「我們的島」製作團隊，則著重拍攝已久的石虎、蘭嶼小耳豬及台灣獼猴等生物，跳脫以往新聞專題的敘述與剪接手法，試圖用影像與現場，表達這些動物的處境，與人們之間的愛恨情仇。

認識牠，了解牠，關心牠…

關於十二生肖的由來，有太多的傳說，詳情早已不可考，但其中亦有對天地萬物共存的深層意涵，不論這些動物是否生於台灣，或是因為各種需求被運送來台，又或人們天馬行空的一種想像，這些動物都是我們的朋友，島嶼X十二獸闡述了牠們的故事，人們對待牠們的態度，以及共同生活在島嶼的樣貌。敬請期待，「我們的島」節目五月推出的島嶼X十二獸。

今年2月，在美國在台協會邀請下，詹姆貝克博士來到台灣舉辦了兩場演講，也參觀了台灣的焚化廠、資源回收場等設施，並且對台灣有播放音樂的垃圾車，以及全民高度參與的回收文化印象深刻，以下是我們的島記者本次專訪詹姆貝克博士的內容。

Q：您曾經統計過每年有高達800萬噸的塑膠垃圾流入海洋，非常龐大的數字，我們有可能嘗試把海中的垃圾清除嗎？或者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決問題？

J：我認為如何預防，是我比較關注的問題，畢竟每年還是有這麼大量的垃圾進到海中。不過我認為漁具是一定要清除的，因為漁具對海洋生物來說是致命的，而且體積很大，必須要提供漁民一些誘因，讓他們在漁季結束後，確實地把漁具帶回陸地上。至於分布在海中的許多微塑膠，要去收集它們實在是非常大的挑戰，畢竟地球有70%的面積都是海洋，所以我們還是把能量放在如何預防。

詹姆貝克博士也研發出一款名為「Marine Debris Tracker」的手機app軟體，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可以在手機上登錄自己在何時、何地，清除的海洋垃圾種類和數量，目前已經成功清除累積超過100萬件的海洋垃圾。

Q：要如何從設計端的改變，來達到廢棄物減量的效果？

J：我認為改變產品的設計，可以朝向更標準化的方向。為什麼塑膠的用途這麼廣泛，是因為它可以藉由不同的添加物，製造出不同的質地、顏色等等，但這也使得回收變得更加困難。比方說可以改用無毒的添加物，或者改變材料的顏色，這跟畫畫的道理相同，你一旦加入深色，你就沒辦法讓它再變成淺色。在製造塑膠材料時，如果能在顏色的選擇上更加標準化，就可以增加回收的經濟規模，也可以減少因為污染而無法回收的塑膠物品，應該要把每樣產品都設計到能夠完整回收。

例如：在美國已經有一些企業，成立了永續包材聯盟，我們持續在關注怎麼建立一些產品設計的標準。我常舉的一個例子，是在挪威的「製造者延伸責任」制度，企業必須向政府提出證明，他們有能力回收公司賣出的95% PET瓶，於是這又衍生出了新的公司，他們為這些企業提供達成回收率的解方，如果這些企業在設計商品時，能夠採取某些特定的方式來製造PET瓶，以免破壞了回收鏈，因為採取了這樣的措施，他們確實達成了這個回收率。

Q：您在關注塑膠廢棄物之外，也經常鼓勵女性投入科學研究工作，可以請您談談背後的原因？這和您本身的研究歷程有什麼樣的關聯？

J：關於塑膠廢棄物的這個議題，女性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在不少廢棄物所衍生的經濟活動中，女性就負擔了許多撿拾、收集的工作。在家庭中，女性也是很多事的決策者，包括採買、管理，甚至是家裡的廢棄物怎麼處理。在印度，我就曾經拜訪過一個婦女組成的合作社，他們教導民眾怎麼妥善的分類廢棄物，以及如何製作堆肥。很多的女性投入環境工作，也包括女性科學家。我認為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女性可以在這個議題上產生很多的正向影響。

這也包括我參與的eXXpedition（女力遠征隊），我和其他十三位同樣關注海洋廢棄物議題的女性一起橫渡北大西洋，團隊之中有人是藝術家，也有人是電影製片，我們都來自不同的領域，這是一個很棒的經驗，透過女性的力量，讓全世界一起來關注這個問題。

這趟旅程總共長28天，其中19天是航行在海上，我不是很有航海經驗的水手，出發之前也完全無法預料會發生什麼事，要在帆船上生活19天，而且要進行科學調查，是滿漫長的。我們一開始先測試如何採集樣本，沒想到天氣狀況卻很差，我們長達五天都沒辦法採到任何一個樣本，不過我們第一個成功採到的樣本，就是一小瓶微塑膠。 

Q：您這次在台灣也參觀了焚化廠、回收站等設施，和其他國家看到的資源回收處理有什麼不同之處？

J：我經常到世界各地做調查，在一些垃圾處理設施還不完善的國家，我也看到很多非正式的「垃圾經濟」，許多人在掩埋場、垃圾桶拾荒，這些經驗都讓我認為我們應該要建立更完善的廢棄物管理制度，因為數以百萬計的人是在毫無支援的狀況下以此為生，政府沒有投入資源，沒有建立完善的設施讓這些人能在好的條件下工作，也沒有任何的防護裝備和保險制度。

在台灣我看到這裡有非常多的回收活動，這裡的人們很努力的把各種東西分類，在回收場也可以看到有高達19種分類，我認為台灣的回收文化是很強的，人們對於回收有高度的參與性，很有條件朝著循環經濟的方向發展。

Q：中國宣布禁收洋垃圾之後，對全世界的回收產業鏈，有很大的影響，我們應該怎樣來看待中國新政策對全世界帶來的衝擊？

J：我們最新發表的研究，是想了解全世界的塑膠交易情形，研究進行的過程中，中國針對需要經過再利用處理的塑膠，頒布了進口禁令，這些廢棄物也因此流入馬來西亞、台灣、越南等地。遍尋全世界，很難找到能像過去的中國這樣，容納這麼大量體的地方，所以對我而言，這個訊息促使了我們必須開始思考，怎麼在國內做到更完善的回收。這也提供了一個契機，讓各個國家能夠一起合作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發現一直以來，大多數高所得的國家一直把塑膠廢棄物出口到中國，以及這個區域內的其他國家。我們必須合作，比方說重新思考塑膠材料的設計，這是修復整個系統的其中一個想法。

詹姆貝克博士在2018年所發布的最新研究也指出，在中國宣布禁收「洋垃圾」之後，已經改變了全世界塑膠廢棄物的回收產業鏈，許多高所得國家所產生的塑膠垃圾，轉往東南亞等國家，然而沒有一個國家能容納像中國這麼大的處理容量。詹姆貝克博士預估，到2030年為止，可能有1.11億噸的塑膠垃圾會因為中國的新政策而無處可去，她呼籲各國應該加強國內的回收率，也應該透過跨國合作，來共同制定治理塑膠垃圾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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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塑膠廢棄物以及海洋污染是全球性的問題，有非常多的NGO、學者都很關心這個議題，但也難免感到很無力，您怎麼在研究中持續保有熱情？

J：每一次當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一起討論這個問題，我就感到被鼓舞，不僅在聯合國的層次，或者一些比較區域型的會議，AESAN、APEC或者G7、G20，雖然這是個全球性的問題，我仍然抱持樂觀的態度，因為我們可以用各種在地化的方式來處理它。不管地方政府、企業甚至是公民，都可以在這個議題上做出一些改變，尤其是一些草根運動也不斷在發生。因為我所看到的，是在不同的層級都有人發起這些行動，大家也持續的進行，所以我還是認為，我們可以期待這些正向的效應將會減輕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無法阻止這次的工程，未來台灣的稀有陸蟹類群，將覆滅於土石之中！」

台灣島嶼生物多樣，其中恆春半島更擁有豐富的陸蟹生態，1月17日，長期研究恆春半島陸蟹的學者李政璋發現，屏東車城的保力溪，近日一處私有地有工程擾動跡象，「保力溪北岸的草澤溼地，有十多種陸蟹棲息，原本在溼地上的無數蟹洞，卻在2019年初遭到無情的土石覆蓋。」據他觀察，有能力破土而出求生機的，只有最大型的凶狠圓軸蟹，其它將近十種的中小型陸蟹，「恐被深埋在地底坐以待斃！」

將恆春半島視為第二個故鄉的李政璋說，恆春半島是屏東相當重要的資產，陸域與海域都有世界級的生物資源。其中位於墾丁國家公園北界外的保力溪，在陸蟹研究者眼中更是天堂，「這裡是恆春半島唯一有河口泥灘地、草澤濕地與紅樹林灌叢的地方，且相對於台灣西部河口泥灘地的缺氧狀態，這裡往下挖深，泥巴還是正常咖啡色、無臭味的狀態，加上接近黑潮跟南下的沿岸流交會地帶，生態多樣性一直都很高。」

被國家公園忽略的保力溪陸蟹族群，是台灣其他陸蟹熱點所無法取代的，「這裡不但有常見的陸蟹物種，更包含台灣的稀有陸蟹—新脹蟹類。」李政璋說，新脹蟹在全台一共有七個種類，早期陸蟹研究學者劉烘昌在此發現五種。

2014年時，李政璋在這裡發現了「光滑新脹蟹（N. laeve）」這種體型袖珍的陸蟹，有鮮紅色的雙螯與黑褐色的身體，過去常被誤認是「印度新脹蟹(Neosarmatium indicum)」的幼蟹。在這次發現後，保力溪的新脹蟹類多達六種，而且在全台灣，幾乎只在保力溪口北岸有穩定族群，「但在保力溪口的景觀橋開通之後，這附近就開始有越來越多的整地開發，逐漸威脅到這片碩果僅存的小濕地。」

李政璋表示，恆春半島尚未被鑑定出身分的陸蟹至少還有十種以上，這些物種都正在與國內外學者發表中，「但有些種類的棲息地逐漸受到人為破壞，可能有些種類連名字都還沒有就已經絕跡。」據他調查，目前陸蟹多樣性最高的，是在保力溪口北岸草澤。「三、四年前，靠海那一側已經變成魚塭，當時這干擾還好，因為這一區的範圍很大，但今年這裡已經被土石覆蓋，連樹也被砍掉。」

他詢問過公部門承辦人員，卻得到「因為那塊地是私有地，所以不清楚發生什麼事」的回應，讓李政璋非常擔憂，「其實針對棲地的環境評估機制一直存在，但行政單位在做生態調查的時候，往往都只以政府門檻為基準，許多夜間調查都沒有進行。」缺乏嚴謹調查，生態的重要性就難以被廣為人知，「地主可能也根本不知道這邊的重要性」。

《我們的島》進一步電訪屏東縣政府後得知，未來保力溪出海口北側，因保力溪出海口的堤防防洪高度不足，附近農地近淹，縣政府提報前瞻基礎建設進行改善，「未來整治工程，可能也會有擾動。」

不過屏東縣水利處水利工程科長林煥文強調，當初設計時，有做過生態檢核，知道這裡是陸蟹重要棲地，因此工程的細部設計有進行調整，盡量避開陸蟹棲息地。由於李政璋的關心，水利處回應，「我們也知道有工程就會有干擾，因此還會再做進一步的調整。」1月30日下午兩點將於屏東縣車城鄉公所三樓會議室辦理說明會，提出更具體、精確、詳細的預計施工方法。

由於這塊陸蟹棲地是私有地，難有法源介入，李政璋希望行政單位能夠謹慎地評估工程設計，搶救這塊陸蟹寶地。他也認為，行政部門應該考慮這塊棲地的特殊性，將其納入國家公園的保育範圍或重要濕地，「否則就算過了這關，難保不會有下一道檻！」 

珍貴的陸蟹生態有沒有機會獲得一絲生機呢?後續我們的島將持續關注。

親身走一趟農產品的生產現場，看看農民如何在水田裡插秧、在園子裡剪枝採果，對消費者來說，大多是愉快的經驗。畜產品的生產現場，卻往往不是如此，尤其是集約化的飼養設施，濃重的屎尿味、漫天的羽毛粉塵，讓人避之唯恐不及。隨著都市的擴張，在台灣，許多養雞、養豬場的設置，引發民眾的抗爭；未經妥善處理，就排放至河川的畜牧廢水，成為生態的一大負擔。

要享用畜產品，就必須面對惱人的「屎事」。聽起來雖然不太愉快，卻是畜牧業能不能永續發展的關鍵。對於農業生產一向採取精準控制態度的荷蘭人來說，如何好好處理屎事，將其轉化為可利用的資源，自有一套方法。

二戰過後，為了解決糧食供應短缺問題，1960年代歐盟制定了「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 CAP），透過政策補助，鼓勵農民生產，一方面也降低食物價格。在這樣的補貼政策下，畜牧業轉向衝刺生產效率的集約飼養模式，荷蘭的東部和南部，成為主要的畜牧生產區域。

從1980年代至今，荷蘭的乳牛產奶量平均從每頭每年5.5公斤，提高到8.5公斤，家禽的飼養數量也提高了兩倍。從國外進口廉價玉米、黃豆飼料原物料，在荷蘭境內飼養動物，製成高附加價值的畜產品，出口換取外匯，看起來是門好生意，卻也在境內留下每年近七千萬噸的禽畜糞。

荷蘭人口1700萬人，牛隻在養頭數為400萬頭，豬隻1200萬隻，家禽則高達一億隻 。在這個牲口比人口還要多的地方，如果不妥善處理禽畜糞，不但造成環境負擔，外銷事業也難以持續下去。

荷蘭瓦赫寧恩大學動物科學系的兩位禽畜糞處理專家弗里多夫・巴索耶（Fridtjof de Buisonje）和羅蘭・梅瑟（Roland Melse），開門見山的說，「讓禽畜糞回歸農地，是唯一的解方」。 

糞便農業廢棄物 肥水不落外人田

還沒有肥料的年代，農民視糞便為珍貴資源，肥水不落外人田，是維持地力的最佳法寶。然而這樣的循環，早已隨著農牧業經濟型態的改變，而被阻斷了。

化學肥料的普及，讓農民捨棄了最天然的肥料，。隨著畜牧產業現代化，在飼料中添加銅和鋅元素，加速動物的生長，已經是普遍的做法，更使得動物的糞便產生重金屬含量過高的問題。

目前台灣約有10%的禽畜糞經過合格堆肥場處理，確認重金屬含量未超標之後，製作成有機肥， 對實施有機農法的農民來說，仍普遍存在「禽畜糞不安全」的看法，推廣不易。2015年，環保署修改水污法，開放畜牧業者將厭氧消化後的沼渣和沼液回灌農田，原意是期望為畜牧業者增加去化禽畜糞的管道，也讓農民省下購買化學肥料的成本，卻也引發質疑，擔心農地和地下水會累積過量重金屬和營養鹽，造成反效果。

因此，要讓禽畜糞回歸農地，完整達成資源的循環，必須先設定嚴格的標準和操作規範。首先，必須先從源頭限制飼料的成分與添加物的標準，降低禽畜糞中的重金屬含量，各牧場中禽畜糞的產生量和流向、單位面積農地施用量也得嚴格控管。

減少營養鹽污染 掌握禽畜糞便去向

土壤中的磷酸鹽和氮酸鹽一旦過量，會造成地下水體與河川優養化。1987年，荷蘭規範每年只能在2月1日至9月1日的作物生長季施用糞肥，並限制每塊農地施用磷酸鹽（P2O5）的上限。1991年，歐盟制定了硝酸鹽指令，限制農地施用硝酸鹽肥料的上限為每公頃170公斤，確保地下水質不會受到過量的營養鹽污染。隨著歐盟標準日趨嚴格，荷蘭政府也逐年下修農地磷酸鹽的施用量，目前上限為每公頃100公斤。

巴索耶表示，荷蘭農業部對全國農地建置了完整的資料庫，每塊農地的面積、種植的作物，每座牧場的動物數量，糞便如何運輸，從哪間農場運走多少糞便、卡車在哪裡卸載多少糞便，每批糞便的氮磷含量，這些資料全都進到資料庫，藉由科技化的管理，有效掌握禽畜糞的流向。

「如果哪個農場施用太多禽畜糞，或者有哪些糞便被運到不對的地方，都可以查出來」巴索耶說。如果違反規範，可能面臨刑責。

梅瑟認為，政府先制定嚴格的管制和排放標準，才能促使農民和產業去找出解方，「沒有人是自願的，但大家就是得遵守」，他說。以豬農為例，他們付給運送糞便承包商的運費每公噸為25歐元，這25歐元中，其中一部分是付給種植農作物的農民，鼓勵他們使用這些糞便來施肥，而不要使用化肥。

「這個費用簡直是天價」梅瑟說，不過他指出，這個收費高標，也為禽畜糞加工產業撐出了空間。例如，加工成價值和品質更高、也便於出口的粒狀有機肥，做為燃料（雞糞），或者進行厭氧發酵、獲取沼氣等，如果畜牧業者不願意付這麼高的運費來清運糞汙，他們也可以選擇其他的處理方案。

小農設置大型沼氣有難度  回歸農地較容易

儘管荷蘭的每一吋農地都成為去化禽畜糞的管道，梅瑟指出，目前荷蘭仍有20%的糞肥必須出口到國外，因為沒有那麼多的農地可以用來施肥。透過「內用」加「外銷」，荷蘭95%的禽畜糞，最後都能回歸農地。

不過，荷蘭位處歐陸，糞肥可以就近運送到鄰近的法國、比利時等地，當我們討論到台灣的情況，國土總面積雖然和荷蘭相仿，卻多高山且四面環海，出口糞肥相對困難。梅瑟提醒，如果一個區域的禽畜糞產生量和可施肥的農地面積，兩者之間無法達到平衡，若不想辦法出口過剩的糞肥，不如考慮降低國內的飼養規模，以進口肉品來滿足消費需求。

梅瑟觀察，在許多國家，沼氣發電被視作解決畜牧產業環境問題的方法，但他認為：「從能源的角度來看或許是永續的，但從礦物質的角度來看就不是如此」。

梅瑟分析，禽畜糞的厭氧發酵效率不高，通常必須添加玉米、牧草和其他生質廢棄物來提高效率。這些糞便和生質廢棄物，經過厭氧發酵後，所含的礦物質仍然留在剩下的殘餘物中，如果沒有妥善利用，就是浪費了這些氮和磷，而且也增加了總體的廢棄物體積。梅瑟也指出，如果沼氣發電設施維護不佳，洩漏出甲烷，仍然無助於溫室氣體減量。根據統計，歐盟的沼氣發電平均有4%的洩漏率。

巴索耶指出，大型沼氣發電設施造價昂貴，通常需要仰賴政府的大量補貼，「但這些補貼到底都進到誰的口袋？」他認為，要把糞便集中到大型沼氣電廠，發電完之後，又要再把這些剩餘產物運走，來回都得經過長途運輸，必須妥善評估可行性，否則只是製造新的問題。

荷蘭禽畜糞管理 台灣下一步怎麼走
 

經過40年的努力和嘗試，荷蘭逐步發展出成熟的禽畜糞管理政策，然而新的挑戰也持續拉鋸著政策的走向。

歐盟是世界上第一大的產乳地區，生產牛乳和各種的乳製品加工產業，是歐盟最主要的農業經濟活動，占農業產值超過十分之一。為了確保酪農能夠有合理收入，1984年設立了牛奶配額制度，每個農戶的產量都不能超過配額，防止生產過剩，以維持牛乳與乳製品的市場價格。

隨著自由貿易的發展，2015年，在酪農們憤怒的抗議聲中，歐盟仍決定讓牛奶配額制度走入歷史。這個變化，使得乳品產量增加，乳價下跌，酪農希望擴張生產規模來增加競爭力，然而環保法規卻日趨嚴格，大幅增加了處理牛糞的壓力。如何減少飼料中的磷酸鹽成分，並提升禽畜糞加工技術與出口潛力，是目前產業界與學界的一大研發方向。

反觀台灣，不少養豬業者仍然懷念著1997年以前，豬肉外銷日本的榮景。經過農政單位多年努力，總算於2017年5月，獲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認定為施打疫苗口蹄疫非疫區，2018年7月正式「拔針」 ，停止施打口蹄疫疫苗。產業界冀望有朝一日能撲滅口蹄疫，重啟外銷，然而，台灣整體的畜牧產業，應該維持在多大的規模，才不會造成環境的負擔，至今仍缺乏妥善評估，禽畜糞的處理也尚待加強。如何在消滅疫病、提升畜產品品質之餘，不要再步上過去為了生產而犧牲環境的舊路，我們是否準備好了？

位在荷蘭中部的阿默斯福特（Amersfoort），是個不太常出現在旅遊指南的城市，這裡居住了十五萬人口，也是東西向與南北向鐵路交會的重要樞紐。從阿默斯福特中央車站搭上公車，大約十五分鐘車程，再沿著綿延的草原徒步十分鐘，Eemlandhoeve農場的入口，出現在眼前。

在農場員工的指引下，我找到了農場主人揚・海爾耶（Jan Huijen）的辦公室 ，他站在滿地的書堆中，迎接我的來訪。在這之前，他正從牆上書架拿出了幾本書，和另一位訪客介紹蘇聯經濟學家謝爾蓋・布爾加科夫（Sergej Bulgakov）和 亞力山大・洽亞諾夫（Alexander Chayanov）的著作，這兩位學者對農業有著類似的見解：農業生產行為的本質是為了農民自身的生存，而不是為了工業發展、資本市場而存在。

房間入口，掛了一張海爾耶的海報，他帶著頂圓帽，穿著皮製背心和襯衫，腳穿長靴，站在草地上，背後是他的牛群，他的手上還捧了本書。我眼前的這位牧人，更像一位哲學家。

農業型態 大農小農哪種比較好？

在台灣，應該鼓勵發展大農，或者支持小農？應該致力拓展外銷，或者推動地產地銷？農業應該選擇哪條路，這番辯論往往很難有定論。相較荷蘭，在高科技、規模化的農業生產已成主流，而且每年藉此賺飽大量外匯的荷蘭，似乎已經不用對這個議題耗費唇舌。

然而，阿默斯福特市郊，同一個村子裡，比鄰的兩間農場，卻選擇了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他們的故事，宛如「大小農之爭」的縮影，吸引許多人前來一探究竟。

從海爾耶經營的Eemlandhoeve農場望出去，就可以看到沙普（Schaap）家族經營的酪農場，龐大嶄新的牛舍。

海爾耶和沙普兩個家族，彼此是世交，也是同一個教會的教友。沙普家族決定成為專業酪農，專攻外銷市場，1950年代他們只有50頭牛，為了提升競爭力，一路擴大飼養規模，2006年規模增加為250頭，並興建了新牛舍，接著，2012年開始引入擠乳機器人、餵食和清掃的自動化設施。至今，由年輕一代的格力特・沙普（Gerrit Schaap）接手，已經達到700頭規模，是當地最大的酪農戶。

海爾耶的父親早年也是養牛，他接手父親的農場後，在1993年成立Eemlandhoeve，致力投入生態農業，打造地域食農文化。海爾耶指出，英文的農業agriculture一詞，這個字本身就內含著culture（文化），只是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影響下，在地的農業和農村文化，漸漸消失，食物供應鏈越來越複雜，大規模生產的廉價食物充斥市面，生產者和農民的關係越來越遙遠，而他想重建兩者之間的橋樑。

在地生態農場   環境教育場域推手

現在，Eemlandhoeve農場有餐廳、有提供城市居民舉辦聚會和食農教育的場地，有種滿多樣蔬菜和果樹的有機菜園，也有提供藝術家創作裝置藝術的空間，還有一區正在打造中的帳篷區，海爾耶笑著說，這是打算要讓青少年遠離3C產品，享受自然、沉澱身心的空間。

農場的另一角，養了幾箱蜜蜂，海爾耶展示一個特製的壓克力透明蜂巢 ，這是為了讓來參觀的孩子可以認識蜜蜂如何築巢。旁邊的生態池，除了種滿各種植物，也是上百種鳥類的棲地。正如同海爾耶所形容的，他的農場是一個鄰近都市的綠洲。

2007年，海爾耶因為長期在推動地域食農文化，獲得了西科．曼斯霍特（Sicco Mansholt）獎的肯定。西科．曼斯霍特是前荷蘭農業部長，1958年，他擔任歐洲農業委員會主席，是歐洲共同農業政策（CAP）的重要推手，鼓勵農民生產，有效的解決了戰後糧食短缺造成的飢餓問題。他也推動規模化、科技化的農業生產，讓荷蘭發展成世界重要的農業出口國。

曼斯霍特晚年卻開始意識到規模化農業生產，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對自己曾經制定的政策有所反思，但年事已高的他，已經無能為力。因此，當他過世後，他的朋友成立了以他為名的西科．曼斯霍特基金會，推動永續農業，並舉辦西科．曼斯霍特獎。曾獲得該獎項的，還有來自義大利，發起「慢食運動」的卡羅・佩屈尼（Carlo Petrini）

民眾食安意識覺醒 認養自己的食物

有了這個獎項的肯定，讓海爾耶對自己所投身的工作更加堅定，也讓他的農場更受矚目。他帶著我到農場的員工休息室，幾位從荷蘭各地來到這裡打工換宿的人，上午的工作恰好告一段落，圍在長桌邊喝咖啡，也討論對農業的想法，在我來訪的這天，還有位來自巴基斯坦的先生，趁著到荷蘭出差的空檔，特地來拜訪海爾耶。

休息告一段落，海爾耶帶著包括我在內的幾位客人，去看他的牛群 。走到草原上後，海爾耶卻沒有如我期待的，開始長篇大論向我們介紹他的牛怎麼飼養、使用什麼樣的農法。他只是默默的走向牛群，一邊拍手，一邊發出呼聲，牛群在他的引導下開始慢慢移動，很快的，我們就被有大有小的一群牛給包圍。

一行人跟隨他的腳步，跨越幾道有高有低的柵欄，海爾耶開始請同行的幾位男士，協助他移動布置在草原上的幾道長繩索，來控制牛群的移動範圍，不要一直停留在同一塊區域，以維持地力，我則在一旁觀察他們的工作。

「每隻牛都有他的個性，有些害羞，有些粗魯」，海爾耶帶著我們走近牛群，伸出手輕輕摸了摸其中一頭母牛，介紹著其中幾頭牛，這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我們距離旁邊的一頭大公牛十分接近，但Jan對他的牛十分熟悉，在他的掌控下，牛群十分穩定，雖然是第一次在沒有柵欄的狀況下，走入牛群中，倒是一點也不擔心。

Eemlandhoeve大約飼養40頭肉牛，毛色金黃，是來自南法的品種Blonde d'Aquitaine。夏季天氣溫暖，牛群大多在草原上放牧，冬季則住在牛舍裡避寒。剛出生的小牛會跟在母牛身旁生活4到6個月，小牛能夠充分得到照顧，也能從母牛的乳汁獲得良好的免疫力。牛肉除了在自家的農場店鋪和網路販售之外，消費者也可以透過「認養一頭牛」網站來認購。

2001年，荷蘭爆發口蹄疫，為了防堵疫情，數以萬計的動物遭到撲殺，為了幫助農民挺過這波產業低潮，一群市民和stichting Milieubewustzijn（環境意識）基金會發起了「認養一頭牛」行動，在五年內協助80個農場，募集了兩千位的認養人。後續也有人用同樣的方式發起「認養一隻雞」、「認養一棵蘋果樹」的行動。

雖然隨著口蹄疫情趨緩，政府補貼進場挹注產業，這股消費者挺農民的熱潮逐漸消退，歷經組織重整，「認養一頭牛」至今仍維持50個農場、八百位認養人的規模。點近網站上的地圖，除了Eemlandhoeve農場之外，也可以看到其他農場的介紹，消費者可以選擇自己想加入的農場。有著穩固的消費群支持，這些以小規模、友善飼養特色牛種的農場，才得以延續下去。

這樣的銷售模式，和海爾耶一直推行的理念不謀而合。雖然主流的大農生產模式，並不容易改變，但只要依循著拉近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這個價值，人們就能激盪出各種多元的新型態商業模式。

面對荷蘭農地稀少、價格昂貴，讓有心想從事友善耕作的青年農民，不得其門而入的現況，海爾耶也特別有感觸。他的兒子也跟他一起投入農事，但他們家同樣面臨貸款壓力，海爾耶提出他的想法：「我們的農場能不能不只是家庭資產，而是可以成為屬於社會的資產？讓更多市民參與進來，一起投入農事，我提供你這裡生產的，新鮮自然的農產品和肉品，這樣我的兒子或者其他年輕人，或許就能更沒有負擔的當一個農民，農產品也可以有合理的價格，這也可以是一個新的商業模式。」

該朝向哪種農業型態  土地會告訴你答案

在拜訪行程的最後，我向海爾耶請教，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大小農的辯論，農業最終應該走向哪個方向，對於這樣的提問，海爾耶似乎已經習以為常。他說，雖然他和隔壁沙普家族的農場，是截然不同的生產模式，但他們一向彼此尊重在經營農場過程中做出的每個選擇，抱著開放的心態了解對方的做法。

海爾耶說：「身為一個基督徒，當我上教會的時候，我們不說話，我們只是傾聽」，他認為辯論只是立即的反應，人卻沒有辦法藉此看見自己的內心。面對每位訪客，他總是說的很少，而是留更多的時間，讓大家自己在農場裡觀察、體驗。「當你自己體驗過後，再重新思考，你就會有自己的答案」 ，海爾耶說。

海爾耶舉了一個例子，有一次記者來採訪他和隔壁農場主人格力特・沙普，當記者問格力特，乳價已經持續低迷三年，成本比市價還要高，他該怎麼辦。一陣沉默之後，格力特回答記者，我會加入海爾耶的這個地產地銷系統，我可以把我的牛奶，直接供應給阿默斯福特的市民。

如同奠定歐洲農業政策的西科．曼斯霍特晚年時的自省，以及他從鄰居格力特身上看到的轉變，海爾耶認為，只要他們持續扮演著農村和都市之前的橋樑，找到更多有相同理念的盟友，讓更多人走入他們的農場，傾聽內心的聲音，人最終都會選擇回歸在地、走向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