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身穿螢光黃、亮橘色工作服的模特兒，從舞台上緩緩走向台下的群眾身旁，背景則播放著一張又一張讓人觸目驚心的海洋廢棄物照片。 

在2018年荷蘭循環經濟週的會場上，這家由荷蘭的新創企業Dutch Awearness安排的另類時裝秀，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國、數百位參與者的目光。Dutch Awearness創辦人里恩・奧圖（Rien Otto）研發出百分之百以聚酯纖維製成的布料，不僅可以完全回收再利用，而且他所設計的工作服、餐廳服務生的制服，只租不賣，業者租用這些衣服，到達使用期限之後，由Dutch Awearness負責回收，藉此打破一次性購買造成的廢棄物問題。

意識到線性經濟發展模式，快速消耗地球資源，可能導致的環境危機，循環經濟漸漸成為國際間熱議的新詞彙。循環經濟和資源回收的概念有所不同，回收僅是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分離出一部分可再利用的物質，製造成新產品，最終仍會產生許多無法回收的廢棄物。循環經濟則強調打造一個封閉零廢棄的系統，首先，透過改變設計，減少製程中可能產生的廢棄物，還要再將廢棄物，轉化為用來再生產的原料。

從循環經濟的概念出發，荷蘭掀起了一股創業風潮。位在鹿特丹水岸的Blue city，就是循環經濟圈極具知名度的新創基地。

循環經濟成新商機   創業基地冒新芽

周末的鹿特丹布拉克（Blaak）車站旁，熱鬧的露天市集，小販們兜售著各式蔬果、二手衣還有古董家具。依照手機導航的指示，沿著水岸走到Blue city的所在地，外觀看起來像是座廢棄的建築物，讓人有些懷疑是不是走錯地方。

事實上，這裡真的曾是一座廢棄多年的游泳池 。走進當年的戲水區，又高又長的滑水道、牆上鮮豔的熱帶風貌彩繪，都還保留著。Blue city工作人員路克・莫倫納（Loeke Molenaar）指著戲水區上方的圓頂玻璃帷幕，向來參加導覽團的人們解釋，「現在你們進到這裡，應該可以感受到裡面滿熱的，這個戲水區的設計就像一個溫室，後來新的團隊接手之後，也確實讓它發揮溫室的功能，運用這個空間來種菇」，她說。

這個游泳池曾是許多鹿特丹市民的共同回憶，卻因為財務問題在2010年一夕倒閉。三年後，一位叫做希曼・考克斯（Siemen Cox）的年輕人因緣際會用不可思議的低價，買下了這座建築物，他在這裡創立了Rotterzwam公司，回收家戶的咖啡渣來做成養菇的太空包 ，有興趣的民眾也可以買一桶現成的材料包，在家種菇來享用。

希曼・考克斯的創業行動，漸漸吸引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輕人進駐Blue city。他們回收廢棄建材和醫院拆下來的舊電線、管路，裝潢出現在的辦公空間。

艾瑪・范德萊斯特（Emma van de Leest）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位生物設計師（Biodesigner），對鑽研生物材料情有獨鍾，還在Blue City的地下室，打造了一間實驗室，讓有興趣進行相關實驗的人，都能來申請使用。生物設計師不只是設計師，同時也像是農民，他們播下菌種，在一定環境的控制下，仔細培養，讓菌絲體結構長成他們想要的形狀。

「你能想像嗎，用細菌來織出一件外套，或者用細菌和藻類，來為布料染上色彩，這些聽起來很像科幻小說的情節，其實已經有人在精密的實驗室裡做到了，這種會生長的材料，是未來的趨勢」，她熱情的對來參加工作坊的十幾位民眾介紹著生物材料的趨勢。

這天工作坊的主題，是如何用菌絲體來製作容器。艾瑪把麥稈和菌絲體混合之後，放進模型中 ，再擺到保溫箱裡，讓菌絲體在恆溫環境生長幾天，滿滿的白色菌絲體就會完全包覆麥稈，形成一塊像是保麗龍一樣的物體，具有耐震緩衝的效果，同時又是可分解的自然材質。艾瑪解釋，這種材質可以取代保麗龍，解決環境問題，麥稈也可以換成麻布、草莖等其它生質廢棄物。

鹿特丹港邊，一間叫做Uit Je Eigen Stad的餐廳，主打都市農耕的概念，所使用的食材都是來自餐廳旁的菜園。餐廳也有一部分蔬菜來自魚菜共生系統，蔬菜的種子會撒在麻質的栽培墊上，蔬菜收成後，這些麻質墊料就成為廢棄物。艾瑪就曾和 Uit Je Eigen Stad 餐廳合作，利用這些麻質墊料來栽培菇類，種出來的菇，又能夠再回到餐廳，作為食材。

艾瑪說，他們曾經接到德國番茄農來訊詢問，能不能代為處理他們栽培過程中產生的廢棄墊料，但Emma認為，他們不希望把廢棄物運到太遠的地方處理，因為這又會造成更多資源的浪費。怎麼打造在地的循環系統，解決在地的問題，是他們想努力的目標。

剩食加工的出路 生物可分解新素材

如何解決剩食，也是另一個熱門的循環經濟議題。瓦赫寧恩大學食物與生質研究中心專案經理多恩・帝莫曼斯（Toine Timmermans），長期關注荷蘭的剩食問題，也協助過幾家嘗試將剩食加工成食品的社會企業，例如用麵包釀造啤酒，以及將超市醜蔬果加工成濃湯和醬料調理包的Kromkommer等。

Kromkommer在兩年前成立了荷蘭第一間專門加工剩食的工廠，每天可以處理一萬公斤的醜蔬果。「這些雖然都是還能夠再使用的良好食物，但小規模加工，卻使得成本更高」，帝莫曼斯指出。在瓦赫寧恩大學的支持下，Kromkommer和幾家社會企業在校內開設了第一家店面，帝莫曼斯認為這不是有效的解決方案，「我看到很多年輕的社會企業家想要解決問題，不過如果想要有影響力，還是要有能夠接觸到更廣大消費者的管道」。

帝莫曼斯的觀察，其實也正是許多以循環經濟為出發點的社會企業、新創團隊所面臨的挑戰。

Blue City的一樓大廳，展示了這些新創企業的產品，一位在這裡工作的年輕創業家，拿起一個皮包，介紹起這樣產品的特性。它的原料是來自於廢棄的鳳梨皮和芒果皮，看起來和真的皮革 沒有太大的不同，而且還具有生物可分解的特性。

「我們認為，既然快時尚是很快就會消耗掉的商品，就更應該使用這些對環境友善的生物可分解材料」，她說。不過，這種人造皮革目前還得克服防水的問題，雖然有一些化學塗料可以達到防水效果，團隊希望能研發出生物可分解、對環境友善的塗料，「他們還在找尋下一步的資金來源」，這位年輕創業家微笑著補上了最後的結論。
 

飛機從史基浦機場起飛不久，從機艙內往下望去，翠綠的平原上，坐落著一片片格局方正、排列整齊的白色建築群。壯觀的玻璃溫室設施，是荷蘭特殊的地景，透過精準控制光照、溫溼度，終年生產各式各樣的花卉和蔬果，讓大多數國土低於海平面的荷蘭，逐步打造農產出口奇蹟。

荷蘭西南方的韋斯特蘭 （Westland），是全世界溫室設施密度最高的區域，這片2400公頃的區域，鄰近港口，到機場的交通也十分便捷，各種農產品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送往世界各地。荷蘭74%的園藝商都集中於此地，養活了五萬個員工和他們的家庭，每年創造的產值高達40億歐元。

2018年春天剛開幕的世界園藝中心 ，這個設立在一座大溫室中的產學合作新基地，野心勃勃的要引領韋斯特蘭，甚至整個荷蘭的溫室設施栽培技術，繼續穩坐世界第一的位置。

世界園藝中心的共同創始單位Demokwekerij Westland主任歐文・卡多爾（Erwin Cardol）表示，一開始的構想，是基於伊拉斯謨斯（Erasmus）、萊頓（Leiden）和台夫特（Deflt）三所大學有增建校舍的需求，產業界也希望能夠有一個進行研究的專屬空間，後來他們決定將兩者結合，七十家廠商聯合投資成立了這個中心。

中心內除了有辦公設施、教學場所、商業展示空間，還有一座座小型溫室隔間，可以作為教學用途，也可以讓園藝商進行各種試驗。在這裡，廠商可以快速找到學術團隊，為他們解決問題，快速開發新技術。

「我們想讓產學之間能夠在這裡產生更多的連結，激發靈感，發展出更多創新的計畫，用有限的自然資源，生產健康的糧食，提供永續的產品，這是我們的責任」，卡多爾說。他列舉目前中心裡幾項主要的研究，包括生物防治、使用生物刺激素（Biostimulants）來改變番茄的風味 、植物生長調節劑和LED光源等項目。

雖然研究項目十分多元，難以一一說明，卡多爾指出，整個中心的研究整體來說仍朝著幾個大方向前進，首先是讓溫室從消耗能源的設施，轉化為生產能源的設施。這樣的研究已經進行了幾年，也有一些階段性的成果，可以用更少的能源，來栽培特定作物。

「我們還有一個更大的野心，就是不使用土壤，來栽培出更多的作物，例如蔬菜、切花等」，卡多爾說。

負責規劃世界園藝中心水循環系統的Priva公司策略開發專員揚・韋斯特拉（Jan Westra）指出，荷蘭的法律對於溫室栽培業者的有嚴格的規範，必須妥善回收水，而精準的管理灌溉，對業者來說也可以增加收益。

他舉例，草莓這類柔軟的水果，容易因為水分拿捏失準造成爛果，他們先計算植栽需要多少水，在夜晚時先保持在低水位，再讓電腦系統根據氣候來決定要不要多澆水，如果晚上吹了乾燥的風，就多澆些水。整體節水了三成，產量增加兩成，還節省了10%的人力，「草莓如果爛掉了，還得花人力去摘乾淨，同時又沒有任何產值」，韋斯特拉自信滿滿的說著他們的成果。然而，這樣精密的電腦環控系統，也所費不貲。

科技的發展 讓人思索農業本質是什麼 

先進的科技，日趨精準化的農業生產模式，會是解決人口爆炸、糧食危機的解方嗎？當無人機、農業機器人和電腦環控設施越來越普及，農業的本質，和務農所需的專業，是否也需重新定義？過往和農業密不可分的自然和農村文化，似乎也漸漸失去了他們的意義。即使在農業科技首屈一指的荷蘭，農民和消費者也開始意識到這一點。

2018年六月，荷蘭忠誠報（Trouw）公布一份兩千位農民參與的民調，其中有八成的農民表示他們想轉向更生態友善的耕作模式，七成認為集約化、出口導向的農牧生產已經對自然環境產生壓力。

和阿姆斯特丹僅有一岸之隔的阿爾梅勒（Almere）市，這塊40年前為了紓解阿姆斯特丹人口壓力而填海造陸打造出的新生地，正為了2022年要舉行的「園藝博覽會」（Floriade）而忙碌著，面對這個十年一次的盛會，阿爾梅勒主打的概念是綠色城市。

在世界各地，居住在都市人口越來越多，都市規模持續擴張，在對於未來城市的想像中，如何拓展都市農業，讓都市居民更進一步參與食物生產的過程，都市不再只是持續消耗資源，而能夠走向自給自足，是一大目標。位在阿爾梅勒市中心的艾列斯應用科技大學（Aeres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也參與了園藝博覽會的規劃。

艾列斯應用科技大學教授迪納德・艾科爾（Dinand Ekkel）指出，20%的荷蘭農民未來會慢慢退場，另外20%已經開始轉向小規模、友善生產的模式，但仍有60%維持現狀，以大量外銷農產品來獲利為目標。
 

艾科爾一邊分析，一邊在紙上畫了一條直線。他解釋，在現有的食物供應鏈中，從最源頭的農民，到最終端的消費者，可說是在這條線的兩端，毫無關聯。隨著消費者意識提升，對於動物福祉、友善生產、食安等要求也越來越高，加上荷蘭有世界唯一一個以動物福利為訴求的政黨，在150席國會中，占有5席，給予產業壓力是很大的。

但對於農民來說，他們也覺得自己受到消費者誤解，認為消費者不夠了解農業現場的真實狀況。艾科爾再畫了一個圓圈，接著說：「讓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重新連結，這是我們想要努力的方向」，雙方有更多的認識和互信基礎，才能夠順利推動改變。

艾列斯科大另有一處專門實施畜牧教學的德隆騰（Dronten）校區，這裏的學生大多來自傳統農家。艾科爾觀察，雖然他們已經在課程中，增加一些友善畜牧生產的內容，目前選擇上這些課程的學生不多，加上對大多數老師來說，過去所受的都是工業化畜牧的訓練，要建置友善畜牧的課程，還需要一段時間。但艾科爾認為，友善畜牧是未來的趨勢，雖然會成長多快，或者成長到多高的比例，還是未知數，教育系統仍然應該及早開始轉型，來因應這股潮流。

農業轉型新發展 未來食物的基地

持續研發各種尖端農業科技，今年剛舉行百年校慶瓦赫寧恩大學（Wageningen University & Research），是荷蘭「農業矽谷」的核心，基改與基因編輯技術、人造肉、農業機器人、可食昆蟲等對於未來食物的研究，都是這個校園裡熱議的話題。但在校區周邊，許多以社區支持型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型態經營的小農場，也受到不少消費者歡迎。

騎著腳踏車，滿頭白髮的里奧・史托斯納德（Leo Stroosnijder）到位在貝納康姆（Bennekom）市郊的新一輪農場 （De nieuwe ronde）農場裡，親手摘下新鮮的漿果。十幾年前，史托斯納德發起了這個CSA農場，也曾經擔任消費者會員組織的主席，每年400多位會員和農民開會時，可說是十分熱鬧的場景。

新一輪農場的會員，每個人一年繳交192歐元（約為台幣6700元）的費用，每周可以自己來農場採收固定的份量。農場目前由兩位農民經營，為了更穩定經營，農場主人決定耗資11.5萬歐元（約為400萬元），買下屬於自己的農地，也成功的從會員中募集到足夠的資金。Leo認為，他們的消費者組織，採取的態度是不要對農民有太多的限制，信任農民，但在他們遭遇困難時，成為他們的後盾，這是他認為農場能夠持續經營十幾年的關鍵。

也有一群消費者，決定採取更積極的行動，拿回生產食物的主權。另一股在荷蘭興起的風潮，稱為”Herenboeren”。這個字原本指的是擁有許多農地的大地主，許多佃農為他們工作，他們不用付出勞動，就能過著衣食無缺的生活。

現代的”Herenboeren”地主，指的則是一群集資買下農場的消費者。根據計算，兩百個家戶就足以買下一座屬於自己的農場，聘請一位農民專職生產，在這樣的農場中，可以小規模生產多樣化的有機蔬果，還能夠少量飼養家禽家畜，消費者可以和農民討論他們想要拿到哪些產品。目前在鹿特丹、布雷達等城市，都已經有Herenboeren組織出現。

瓦赫寧恩大學社會科學院教授迪爾克・路普（Dirk Roep），正籌備在學校附近的埃德（Ede）市，發起一個新的Herenboeren農場。Dirk表示，目前他已經募集到一半的成員，但他也坦言，要找到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距離適中的地點，仍需要一段時間。

小農扎根在土地 人與生態都顧及

留著一頭金色長髮，打著赤腳，艾斯克・哈格拉斯（Elske Hageraats）剛結束田間採收工作，忙著把當天採收好的櫛瓜、生菜和漿果，分別放進每位農場會員的蔬菜箱中。哈格拉斯工作的圍牆莊園農場（De ommuurde tuin）農場，位在距離瓦赫寧恩大學，大約30分鐘腳踏車車程的一處小山丘上。

圍牆莊園農場的外觀，正如其名，圍繞著一道古老城牆，17世紀時，這裡曾是奧蘭治威廉三世（Willem III van Oranje）的菜園。1999年時伊斯特・卡勒（Esther Kuiler）租下這片土地，開始在這裡實踐他對生態農法的願景。

哈格拉斯在這裡實習兩年後，現在每年5到11月，在這裡擔任全職員工，其他時間則是兼職。圍牆莊園農場的土地分成八大區塊，形狀和八卦陣有異曲同工之妙， 哈格拉斯說，分成八區是為了輪作不同的作物，在她的帶領下，可以發現，農場中的物種多樣性非常高，甚至還有許多外面已經找不到的古老品種，例如一種古老品種的裸麥，植株特別高，根特別深，能夠涵養水源，因此在不同區塊輪作這種裸麥，就可以達到養地的效果。

哈格拉斯解釋，農場和瓦赫寧恩大學的種子銀行合作，種子銀行提供他們保留的品種，然後也會定期到農場紀錄這些蔬果的生長情形，在這片大約一公頃的農園裡，就種植了超過400種作物。

儘管對農業充滿熱情，像哈格拉斯這樣有心務農、從事生態農法的年輕人，卻很難擁有自己的農地。國土面積小、農業產值高，使得荷蘭的農地價格，相較歐洲其他國家來說十分貴，最貴的一公頃要12萬歐元（約為台幣420萬元），便宜一點的大概也要7到8萬歐元，尤其是生產種子的農地，價格最為高昂。比較普遍的做法是向大農去租一小塊地，同時也可以向他們租用農機，或者是先在已經經營出階段性成果，有能力聘請員工的生態農場裡打工。

為了彼此支援、共同解決從農過程遭遇的困境，一群荷蘭青農、小農成立了Toekomstboeren組織，意思是「未來農民」，哈格拉斯也是成員之一。「我們之中有些人來自都市、有些來自農村，但我們都需要有能夠彼此交流農業技術和農事的管道」，她說。目前，「未來農民」已經有數百位成員，雖然影響力仍然有限，他們在各地找尋青農，書寫這些人從農的歷程、拍攝短片，「我們想讓更多人看到我們的故事，知道農業還有一些不一樣的可能」，哈格拉斯說。

準備離開圍牆莊園之前，我和哈格拉斯聊到現在荷蘭興起的Herenboeren風潮，她笑著說，接下來她即將參與瓦大教授路普的Herenboeren農場計畫，只等著能夠盡早募集到足夠的共同發起成員。

農業生產要繼續擁抱科技，或者走向生態？環境變遷的速度，並不會隨著人們的爭論而慢下腳步。哈格拉斯已經找到她的下一步，未來的荷蘭農民，下一步又該怎麼走？
 

金門從中國引水的消息占據各大媒體，引發兩岸政治口水。水是民生必需，也是觀光命脈，到底金門為什麼要從中國引水？現在金門人喝的又是什麼水？水都用到哪裡去？從中國廈門引水後，真的能解金門長久以來的渴嗎？

先天體質欠水的金門

對離島地區金門來說，少了廣大湖泊，綿長河流，原本就容易欠缺淡水資源。從2008年到2017年氣象局金門測站，年降雨量紀錄來看，年降雨量超過一千毫米的紀錄不多，雨水缺乏，再加上蒸發量又大過於降雨量的狀況下，更突顯出金門水資源先天條件上的不足。

Q.金門人喝的是什麼水？

2016年時，政府公布一份「台灣東部區域及離島地區水資源經理計畫」，在計畫書可以看到金門的水資源結構，來自海水淡化廠、湖庫、地下水和農塘為主，其中最大宗的水源來自地下水，占了67％。

1966年，金門縣政府成立自來水廠，初期以供應金城城區為主，之後擴大整合太湖、榮湖、紅山三個淨水場，現在金門自來水的普及率，高達九成以上。但是金門人最愛喝的還是地下井水。

Q.為什麼金門人不愛喝自來水？

住在青嶼陳阿媽要煮羊肉爐，生火後，放著家裡方便的自來水不用，還是跑到外頭去取水，為什麼呢？來聽聽陳阿媽怎麼說。

阿媽說湖庫水不乾淨，到底湖庫水發生什麼事? 我們來到金沙水庫的水源地，現場一頭頭的牛隻，跟居民喝的水有關係嗎？

金門湖庫靠近農牧區，庫池的藻類生長快速，呈現優養化或鹽化問題。而民眾認為消毒後的自來水口感不佳，有漂白水味道，多半自行買水飲用。

Q.一直抽地下水會有什麼問題？

金門縣政府在2012 年「金門地區地下水資源之管理與運用策略」的地下水觀測井資料，分析金門地區合理抽水量大約 2.38 萬噸 /日，但現在地下水的使用量大約 3.54 萬噸/日，每年超抽1萬噸的地下水，導致地下水位每年下降20公分，部分金門水井已有鹽化現象，如果下降趨勢持續成長，恐怕鹽化的現象更加嚴重。

Q.用水量比一比，金門人的用水量是多少

從全台人均用水量來看，金門人對用水很節制，從2016年水利署統計的每人每日用水量來看，全台人均用水量275公升，金門人的人均用水不到200公升，全台22縣市人均用水倒數第一，（這也可能不包含水井或是其他用水），但是整體供水量持續上升，因此金門現在也推動節水措施。

Q. 供水量增加了？為什麼？

這跟小三通有關嗎？我們從小三通的數據來看，近幾年雖然有起伏，但整體來說小三通遊客人次是成長的。觀光人數增加，相關產業自然也會隨之增闢，帶動對水的需求。

Q.以後都靠中國水嗎？

目前中國水源占金門用水的30％，按照經濟部的規劃，未來中國水的比例要降到金門實際需求的25%，想要確保自有供水率到75%，金門縣府在「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擴建既有的海淡廠，從每日2,000噸，提升到每日4,000噸，再來是辦理太湖與田埔水庫的浚渫和清淤土方，以及大小金門聯通管線恢復輸水能力等等。農業也鼓勵發展較為節水的噴灌或是滴灌等作法。水資源回收中心所回收的水，也能推廣鼓勵民眾用來澆灌。

通水之後呢？下一步的新三通

8月5日通水之後，金門縣長喊出後續的「通橋」、「通電」，開啟新三通政策，然而從之前博弈到小三通的旅遊，金門的水、電等基本條件，是否能足以應付？金門天然資源恢復的時間比不上耗竭的速度，金門的發展還要持續關注。

＃想了解更多金門事，來看看金門建設的專題報導：

Q6.德國有許多的能源合作社投入再生能源的發展，主要驅動因子為何？而目前德國再生能源躉購制度的修正，是否會影響到能源合作社的發展？

德國爲推動再生能源發展，重要的關鍵是立法實施再生能源躉購制度，提供為期二十年的保證價格，那是很勇敢的一步。當然德國政府負擔這二十年的收購價格支出，也代表所有電力用戶也要負擔，因此衍生接受度的爭議。這幾年下來發現這是很成功的工具，甚至讓再生能源在市場上的比例大幅增加，因為所有民眾都知道這是最好的儲蓄方式。目前全球銀行儲蓄的利息極低，沒有銀行的投資組合可以像在屋頂設置太陽光電板提供二十年保障獲益。因此任何人只要有錢都能投資太陽能板在屋頂上，但隨著數量變多，管理難度也會增加。

另一個因素是太陽能板成本持續下降，故需要訂定適當的躉購費率反應此趨勢。德國政府利用「競標」制度來解決上述困境，競標制度仍有保證收購價格，但只有生產特定再生能源的人才能得標，參與者必須決定未來20年他們能夠接受的躉購費率，只有出價最便宜的人才能得到再生能源的標案。很多人質疑這樣模式會讓「合作社」制度毀壞，但這並沒有發生。過去三年我們看到很多合作社參與並贏得標案，所以並沒有像我們很多人在一開始以為會出現只有大型企業才能贏得標案的問題。我們看到也有其他國家採用類似模式，像是巴西就成功了，但法國卻沒有運作得很成功。所以這種競標制度也是好壞的經驗都有。

然而競標制度可使再生能源發展更具有效率，當太陽能板的設置量越來越多，此制度的效率更形重要，不能虛擲躉購支出。藉由競標制度，可確保較具有效率的太陽能與風力可優先進入市場，讓整體制度更具效率。競標制度推動初期，的確憂心其將造成電力合作社的龐大挑戰，特別是規模較小的計畫。但實證研究指出，大多數的電力合作社與此制度高度相容，且仍具有競爭力。目前我們蠻滿意這樣的制度修正成果。

Ｑ7. 德國的太陽光電蓬勃發展之下，何時會改採用淨計量（Net Meetering）措施？

太陽能發電的另一個問題是，它被當成是一個銀行，民眾會把它當成存款的地方，民眾會在屋頂裝太陽能板賣電，因為有保證收購價格，因此會有大量不穩定的電力進入電力系統，導致負面衝擊。因為我們有優先調度次序(merit-order)，指的是如果你是再生能源電力，可以被優先收購，因為有保證收購價格，就會盡量多賣一些，當大量再生能源電力進入現貨市場，價格就會下跌到0或甚至是負的，因為大家都想盡量賣電，這變成一個很荒謬的系統。

我們政府會說這不能永遠這樣繼續下去，如果你要使用自己的電力，你可以自由運用，但如果你要賣電，我們就要管制，因為如果放太多自發電力在市場上，因為是不穩定的，在沒有風或太陽的日子需要備用電力，如果有風又有太陽就會產生太多電力，變動太大那麼基礎設施會無法負荷，因此政府需要設定淨電網（net-grid）政策。

基本上是要確定再生能源的擴增不是為了個人目的，不會因為人們想賺錢而一直增加。這方面有很多爭議，如果是我會用另一種方式處理，但無論如何這種企圖是很好的，我們不可能對於擴增毫無限制。

Ｑ8.  德國如何因應能源轉型過程中傳統電業、能源密集產業、煤炭業對能源轉型的抗拒？ 

德國在1970年代就開始有反核聲浪出現，只是那時社會上爭議仍多，直到2011年福島核災過後，舉國包含企業、電廠、政府才真正同意核電已經回不去了。就算現在有人出來提倡核電，也不會有太多跟隨者了。再生能源開拓了一個新市場，因此能源密集產業願意投資在再生能源，而許多技術更新、再生能源技術人才等等對企業而言是個新機會，做得好就能成為市場的先鋒，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也促使德國投入能源轉型的行列。

第二點是煤礦產業也漸漸因應氣候變遷趨勢而改變策略，他們在意的是轉型的“時間點”，他們覺得現行的德國能源轉型政策太過有野心，煤炭產業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轉型，再來是如果當地是煤礦產地，擁有帶動區域經濟的價值，所以重要的議題是，如果政府能輔導當地找到新的經濟發展方向，讓他們有新的經濟展望，有其他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社區甚至煤礦產業便會同意轉型。

有些電力公司因為核廢處理費用已經瀕臨破產邊緣，他們成立新的公司，發展新技術以圖在新市場求得生存，對他們來說情況很艱峻，但沒有一家電力公司公開表示能源轉型是錯誤的決定，他們只會抱怨他們怎麼被對待，但他們也覺得放棄核能是正確的。所以這看來是整個德國社會的共識，問題只是如何達到這個目標。

Q9.  臺灣接下來邁入急速的能源轉型過程，依據德國的經驗，對於臺灣有何建議？ 

如果要從德國的經驗來看，有三件事我們學到，可能對你們想做的事會有所影響。第一點是你們需要有健全的社會正當性（Legitimacy）作為基礎，倫理委員會是很好的運作方式，可以讓所有社會成員支持能源轉型。這是一個開端，台灣已經有明確的目標，但還是有很多反對勢力，對這個目標很多人不相信能夠達成此目標。所以若可有類似倫理委員會的組織，邀請重要利害相關人參與其中，指出能源轉型是極具可行性與必要性，臺灣社會可在毋須犧牲經濟發展下達到此目標，可向社會大眾傳達明確的訊息。臺灣可由中研院來籌組此類的倫理委員會，強調其獨立性以及專業性，當然成員不能僅有科學家，亦須包括其他重要利害相關人。

第二點是德國政府成立了稽核委員會（Monitoring committee），只有四個成員，不是很大的組織，四位很好的專家教授，監督每年的目標是否有達成，以及如何改善沒達成的部分。這個監督委員會有權召開公聽會，不管是利害相關人或是參與者，都可以了解有哪些障礙？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這也要是獨立運作的單位，可以對政府提出建議，哪裡還需要修正。

第三個重要課題是要讓能源轉型盡其可能具有兼容性（inclusiveness）。包括一開始提到的三個層次的公民參與，第一層是每個城鎮和社區，組成學習小組來學習如何面對能源轉型，包括消費、交通以及其餘消耗能源的行為，如何有助於納入能源轉型。第二是思考新型態的經濟組織，像是市民聯盟、聯合會、合作社，不管是那種台灣法律認可的組織。某些再生能源設備的所有權，可以轉移到這些在地社區或在地人，這在德國運作得非常成功，在丹麥也非常成功。

第三點是如果我們轉到基礎建設或是法規，關於我們要減多少煤，要付出多少代價，得靠集體的決策，需要採用審議式的公眾參與程序，也要納入產業代表，以德國為例則會納入工會，一起規劃轉型。我不喜歡用「淘汰」(phase out)一 詞來描述轉型的過程，而是用「轉換」（conversion）較為恰當，我們要將整個以碳為基礎經濟，轉換到以再生能源為主的經濟。這樣的轉換，意味著原本的勞工會轉換工作，有些產業要更新或被取代，但長期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這種新的經濟型態是有很多優勢的，成功能源轉型就減少對外來能源的依賴，面臨政治事件比較不怕受衝擊、更加可靠。 

但過程中需要納入很多聲音，包括在地人，還有主要的參與者，確保他們能在這個架構下接受與適應轉型。

這三個因素對於能源轉型是很重要的，要先組成一個委員會，可以形塑社會對能源轉型的整體態度，獲得廣泛的共識。進而設置一個獨立的稽核委員會，以及兼容性的治理架構（inclusive governance）。

Ｑ10. 若是能源消費習慣不改，臺灣會有遭逢哪些風險？

關於能源消耗，現在我們面臨的，是科學家所說的反彈效應，當能源技術進步，提供的服務就變得越便宜、越有效率，於是越多人消費在能源密集的產品上，需要更多的能源服務。此舉就會導致原本預期藉由能源效率提升可節省的能源耗用量，被新增加的能源服務需求所抵消。在低度開發國家，本身因為能源的匱乏，所以在可享有能源服務時就不會想節約能源；在已開發國家，理論上來說，因為享有充分能源服務，理當不會因能源服務成本的降低，導致增加更多的能源密集的消費行為。但在德國，車輛變得更有效率後，導致的結果是民眾更常開車。建築隔熱提升，但住戶調高供暖溫度，無法達到節約效果。

如果我們能讓人們覺醒到，節能不是為了要讓他們消耗更多能源，而是要讓他們維持很好的舒適度，但使用更少的能源，人們就會重新思考我們所追求的服務是不是真正必須的。例如房子，在台灣應該也一樣，有80%的私人住宅大概有80％的時間是無人使用的，但我們還是會整間開暖氣或冷氣，這並不合理，所以我們要做的是當沒人在的地方，我們不要浪費能源。汽車也是一樣，汽車有80％以上的時間是未被使用，所以共享汽車是很合理的選擇，因為多數時候汽車是閒置的，無人使用。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可以節省能源，而不必放棄舒適或人類需求的滿足。

Ｑ11.  哪些是全球即將面臨的風險議題？德國政府採用何種風險治理模式因應此系統風險？

社會現在面臨的是系統風險（systematic risk），系統風險本質具有跨域性（transboundary），甚至是全球性的。第二個則是非線性，是我們過了一個臨界點，危機可能開始失速而無法管理。第三個則是因其具有複雜性，導致我們無法採用科學方法掌握驅動因子與結果間的因果關聯。

系統風險出現在各層面，不只是生態上的，還有經濟和社會上的。在生態環境面向上，面臨最大的危機是全球氣候變遷，有很多證據顯示已經發生，也許發生得比我們想像的快，但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衝擊會產生的風險。另外一個生態危機是生物多樣性的消失和空氣污染，但我們了解的較為透徹，但其同樣具有全球跨域性與非線性的影響。

若就全球氣候變遷進行討論，這方面我們比較難去處理，因為真的是全球性的問題，而且在成本和典型的後果之間有很多複雜的效果，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非線性的系統，我們不知道系統何時會失靈，或是有很多系統會崩潰。再來談到經濟面向，最嚴厲的危機是金融體系崩毀，以2008年金融海嘯為例，我們看到的是所有事情都串在一起形成骨牌效應。我們不知道2008年真正發生什麼事，唯一能確定的是用資本工具形塑的氣球效應，總有一天還會再爆炸，讓整個金融體系再次面臨危機，影響到很多人。

至於在社會面向的風險，則是貧富差距拉大，以及階級社會之間的流動停滯加劇，形成社會公義和平等方面的落差也逐漸加大。資源分配在有錢和貧窮人口之間的也不平等，這現象不只在單一國家內部出現，在國家與國家之間也有。我們可發現全球中高階層所得每年逐漸增加，但貧窮階級處境雖有改善，但幅度遠低中高階級，導致差距變大，致使社會不滿(dissatisfaction)。因此對於社會凝聚力的壓力增長，導致貧窮驅動的移民潮。且由於社會不平等的不滿，導致恐怖主義事件的發生，基本教義派的興起，因此衍生許多政治風險。

我認為所有政府都面臨系統性風險，我絕不會說德國政府比其他好，我們常透過風險分析讓政府有所警覺，提醒他們必須做些事來處理，他們常低估了風險，因為他們常看不見後果，而當看見時就為時已晚了。因此政府很難處理風險，也很難找到專家去幫忙處理。

其中一種解決方案是由科學家來掃視風險，組成風險掃視委員會（risk screening），成員不只有科學家，還有來自公民社會和產業的代表，他們的工作基本上是依據事實鑑別可能發生的風險事件，評斷哪些風險是高估、誇大或是低估。此委員會齊聚分析哪些政府較未重視的風險事件，他們最常做的，是促成受到影響的團體之間的對話，因為通常系統性危機造成的影響有很多面向，因為環境風險會對政治系統造成衝擊、對交通系統造成影響，或是法律相關議題。我們必須找到對的人去解決，這群分析專家試圖確保一群「對」的人都被告知，他們能聚集在一起確認是否採取正確而適當的行動。

這些都是採自願性參與的方式，沒有強制性，很重要的是扮演諮詢的功能。提供公眾和政府和利害相關人了解風險分析，可以一起監督環境，類似的還有稽核委員會，針對能源系統或是永續系統，透過這些有趣的模式，可以讓這些擁有專業知識和能力的人，去做這方面的監督。 

感謝：國立台灣大學社科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