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位在荷蘭中部的阿默斯福特（Amersfoort），是個不太常出現在旅遊指南的城市，這裡居住了十五萬人口，也是東西向與南北向鐵路交會的重要樞紐。從阿默斯福特中央車站搭上公車，大約十五分鐘車程，再沿著綿延的草原徒步十分鐘，Eemlandhoeve農場的入口，出現在眼前。

在農場員工的指引下，我找到了農場主人揚・海爾耶（Jan Huijen）的辦公室 ，他站在滿地的書堆中，迎接我的來訪。在這之前，他正從牆上書架拿出了幾本書，和另一位訪客介紹蘇聯經濟學家謝爾蓋・布爾加科夫（Sergej Bulgakov）和 亞力山大・洽亞諾夫（Alexander Chayanov）的著作，這兩位學者對農業有著類似的見解：農業生產行為的本質是為了農民自身的生存，而不是為了工業發展、資本市場而存在。

房間入口，掛了一張海爾耶的海報，他帶著頂圓帽，穿著皮製背心和襯衫，腳穿長靴，站在草地上，背後是他的牛群，他的手上還捧了本書。我眼前的這位牧人，更像一位哲學家。

農業型態 大農小農哪種比較好？

在台灣，應該鼓勵發展大農，或者支持小農？應該致力拓展外銷，或者推動地產地銷？農業應該選擇哪條路，這番辯論往往很難有定論。相較荷蘭，在高科技、規模化的農業生產已成主流，而且每年藉此賺飽大量外匯的荷蘭，似乎已經不用對這個議題耗費唇舌。

然而，阿默斯福特市郊，同一個村子裡，比鄰的兩間農場，卻選擇了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他們的故事，宛如「大小農之爭」的縮影，吸引許多人前來一探究竟。

從海爾耶經營的Eemlandhoeve農場望出去，就可以看到沙普（Schaap）家族經營的酪農場，龐大嶄新的牛舍。

海爾耶和沙普兩個家族，彼此是世交，也是同一個教會的教友。沙普家族決定成為專業酪農，專攻外銷市場，1950年代他們只有50頭牛，為了提升競爭力，一路擴大飼養規模，2006年規模增加為250頭，並興建了新牛舍，接著，2012年開始引入擠乳機器人、餵食和清掃的自動化設施。至今，由年輕一代的格力特・沙普（Gerrit Schaap）接手，已經達到700頭規模，是當地最大的酪農戶。

海爾耶的父親早年也是養牛，他接手父親的農場後，在1993年成立Eemlandhoeve，致力投入生態農業，打造地域食農文化。海爾耶指出，英文的農業agriculture一詞，這個字本身就內含著culture（文化），只是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影響下，在地的農業和農村文化，漸漸消失，食物供應鏈越來越複雜，大規模生產的廉價食物充斥市面，生產者和農民的關係越來越遙遠，而他想重建兩者之間的橋樑。

在地生態農場   環境教育場域推手

現在，Eemlandhoeve農場有餐廳、有提供城市居民舉辦聚會和食農教育的場地，有種滿多樣蔬菜和果樹的有機菜園，也有提供藝術家創作裝置藝術的空間，還有一區正在打造中的帳篷區，海爾耶笑著說，這是打算要讓青少年遠離3C產品，享受自然、沉澱身心的空間。

農場的另一角，養了幾箱蜜蜂，海爾耶展示一個特製的壓克力透明蜂巢 ，這是為了讓來參觀的孩子可以認識蜜蜂如何築巢。旁邊的生態池，除了種滿各種植物，也是上百種鳥類的棲地。正如同海爾耶所形容的，他的農場是一個鄰近都市的綠洲。

2007年，海爾耶因為長期在推動地域食農文化，獲得了西科．曼斯霍特（Sicco Mansholt）獎的肯定。西科．曼斯霍特是前荷蘭農業部長，1958年，他擔任歐洲農業委員會主席，是歐洲共同農業政策（CAP）的重要推手，鼓勵農民生產，有效的解決了戰後糧食短缺造成的飢餓問題。他也推動規模化、科技化的農業生產，讓荷蘭發展成世界重要的農業出口國。

曼斯霍特晚年卻開始意識到規模化農業生產，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對自己曾經制定的政策有所反思，但年事已高的他，已經無能為力。因此，當他過世後，他的朋友成立了以他為名的西科．曼斯霍特基金會，推動永續農業，並舉辦西科．曼斯霍特獎。曾獲得該獎項的，還有來自義大利，發起「慢食運動」的卡羅・佩屈尼（Carlo Petrini）

民眾食安意識覺醒 認養自己的食物

有了這個獎項的肯定，讓海爾耶對自己所投身的工作更加堅定，也讓他的農場更受矚目。他帶著我到農場的員工休息室，幾位從荷蘭各地來到這裡打工換宿的人，上午的工作恰好告一段落，圍在長桌邊喝咖啡，也討論對農業的想法，在我來訪的這天，還有位來自巴基斯坦的先生，趁著到荷蘭出差的空檔，特地來拜訪海爾耶。

休息告一段落，海爾耶帶著包括我在內的幾位客人，去看他的牛群 。走到草原上後，海爾耶卻沒有如我期待的，開始長篇大論向我們介紹他的牛怎麼飼養、使用什麼樣的農法。他只是默默的走向牛群，一邊拍手，一邊發出呼聲，牛群在他的引導下開始慢慢移動，很快的，我們就被有大有小的一群牛給包圍。

一行人跟隨他的腳步，跨越幾道有高有低的柵欄，海爾耶開始請同行的幾位男士，協助他移動布置在草原上的幾道長繩索，來控制牛群的移動範圍，不要一直停留在同一塊區域，以維持地力，我則在一旁觀察他們的工作。

「每隻牛都有他的個性，有些害羞，有些粗魯」，海爾耶帶著我們走近牛群，伸出手輕輕摸了摸其中一頭母牛，介紹著其中幾頭牛，這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我們距離旁邊的一頭大公牛十分接近，但Jan對他的牛十分熟悉，在他的掌控下，牛群十分穩定，雖然是第一次在沒有柵欄的狀況下，走入牛群中，倒是一點也不擔心。

Eemlandhoeve大約飼養40頭肉牛，毛色金黃，是來自南法的品種Blonde d'Aquitaine。夏季天氣溫暖，牛群大多在草原上放牧，冬季則住在牛舍裡避寒。剛出生的小牛會跟在母牛身旁生活4到6個月，小牛能夠充分得到照顧，也能從母牛的乳汁獲得良好的免疫力。牛肉除了在自家的農場店鋪和網路販售之外，消費者也可以透過「認養一頭牛」網站來認購。

2001年，荷蘭爆發口蹄疫，為了防堵疫情，數以萬計的動物遭到撲殺，為了幫助農民挺過這波產業低潮，一群市民和stichting Milieubewustzijn（環境意識）基金會發起了「認養一頭牛」行動，在五年內協助80個農場，募集了兩千位的認養人。後續也有人用同樣的方式發起「認養一隻雞」、「認養一棵蘋果樹」的行動。

雖然隨著口蹄疫情趨緩，政府補貼進場挹注產業，這股消費者挺農民的熱潮逐漸消退，歷經組織重整，「認養一頭牛」至今仍維持50個農場、八百位認養人的規模。點近網站上的地圖，除了Eemlandhoeve農場之外，也可以看到其他農場的介紹，消費者可以選擇自己想加入的農場。有著穩固的消費群支持，這些以小規模、友善飼養特色牛種的農場，才得以延續下去。

這樣的銷售模式，和海爾耶一直推行的理念不謀而合。雖然主流的大農生產模式，並不容易改變，但只要依循著拉近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這個價值，人們就能激盪出各種多元的新型態商業模式。

面對荷蘭農地稀少、價格昂貴，讓有心想從事友善耕作的青年農民，不得其門而入的現況，海爾耶也特別有感觸。他的兒子也跟他一起投入農事，但他們家同樣面臨貸款壓力，海爾耶提出他的想法：「我們的農場能不能不只是家庭資產，而是可以成為屬於社會的資產？讓更多市民參與進來，一起投入農事，我提供你這裡生產的，新鮮自然的農產品和肉品，這樣我的兒子或者其他年輕人，或許就能更沒有負擔的當一個農民，農產品也可以有合理的價格，這也可以是一個新的商業模式。」

該朝向哪種農業型態  土地會告訴你答案

在拜訪行程的最後，我向海爾耶請教，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大小農的辯論，農業最終應該走向哪個方向，對於這樣的提問，海爾耶似乎已經習以為常。他說，雖然他和隔壁沙普家族的農場，是截然不同的生產模式，但他們一向彼此尊重在經營農場過程中做出的每個選擇，抱著開放的心態了解對方的做法。

海爾耶說：「身為一個基督徒，當我上教會的時候，我們不說話，我們只是傾聽」，他認為辯論只是立即的反應，人卻沒有辦法藉此看見自己的內心。面對每位訪客，他總是說的很少，而是留更多的時間，讓大家自己在農場裡觀察、體驗。「當你自己體驗過後，再重新思考，你就會有自己的答案」 ，海爾耶說。

海爾耶舉了一個例子，有一次記者來採訪他和隔壁農場主人格力特・沙普，當記者問格力特，乳價已經持續低迷三年，成本比市價還要高，他該怎麼辦。一陣沉默之後，格力特回答記者，我會加入海爾耶的這個地產地銷系統，我可以把我的牛奶，直接供應給阿默斯福特的市民。

如同奠定歐洲農業政策的西科．曼斯霍特晚年時的自省，以及他從鄰居格力特身上看到的轉變，海爾耶認為，只要他們持續扮演著農村和都市之前的橋樑，找到更多有相同理念的盟友，讓更多人走入他們的農場，傾聽內心的聲音，人最終都會選擇回歸在地、走向自然。

身穿螢光黃、亮橘色工作服的模特兒，從舞台上緩緩走向台下的群眾身旁，背景則播放著一張又一張讓人觸目驚心的海洋廢棄物照片。 

在2018年荷蘭循環經濟週的會場上，這家由荷蘭的新創企業Dutch Awearness安排的另類時裝秀，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國、數百位參與者的目光。Dutch Awearness創辦人里恩・奧圖（Rien Otto）研發出百分之百以聚酯纖維製成的布料，不僅可以完全回收再利用，而且他所設計的工作服、餐廳服務生的制服，只租不賣，業者租用這些衣服，到達使用期限之後，由Dutch Awearness負責回收，藉此打破一次性購買造成的廢棄物問題。

意識到線性經濟發展模式，快速消耗地球資源，可能導致的環境危機，循環經濟漸漸成為國際間熱議的新詞彙。循環經濟和資源回收的概念有所不同，回收僅是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分離出一部分可再利用的物質，製造成新產品，最終仍會產生許多無法回收的廢棄物。循環經濟則強調打造一個封閉零廢棄的系統，首先，透過改變設計，減少製程中可能產生的廢棄物，還要再將廢棄物，轉化為用來再生產的原料。

從循環經濟的概念出發，荷蘭掀起了一股創業風潮。位在鹿特丹水岸的Blue city，就是循環經濟圈極具知名度的新創基地。

循環經濟成新商機   創業基地冒新芽

周末的鹿特丹布拉克（Blaak）車站旁，熱鬧的露天市集，小販們兜售著各式蔬果、二手衣還有古董家具。依照手機導航的指示，沿著水岸走到Blue city的所在地，外觀看起來像是座廢棄的建築物，讓人有些懷疑是不是走錯地方。

事實上，這裡真的曾是一座廢棄多年的游泳池 。走進當年的戲水區，又高又長的滑水道、牆上鮮豔的熱帶風貌彩繪，都還保留著。Blue city工作人員路克・莫倫納（Loeke Molenaar）指著戲水區上方的圓頂玻璃帷幕，向來參加導覽團的人們解釋，「現在你們進到這裡，應該可以感受到裡面滿熱的，這個戲水區的設計就像一個溫室，後來新的團隊接手之後，也確實讓它發揮溫室的功能，運用這個空間來種菇」，她說。

這個游泳池曾是許多鹿特丹市民的共同回憶，卻因為財務問題在2010年一夕倒閉。三年後，一位叫做希曼・考克斯（Siemen Cox）的年輕人因緣際會用不可思議的低價，買下了這座建築物，他在這裡創立了Rotterzwam公司，回收家戶的咖啡渣來做成養菇的太空包 ，有興趣的民眾也可以買一桶現成的材料包，在家種菇來享用。

希曼・考克斯的創業行動，漸漸吸引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輕人進駐Blue city。他們回收廢棄建材和醫院拆下來的舊電線、管路，裝潢出現在的辦公空間。

艾瑪・范德萊斯特（Emma van de Leest）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位生物設計師（Biodesigner），對鑽研生物材料情有獨鍾，還在Blue City的地下室，打造了一間實驗室，讓有興趣進行相關實驗的人，都能來申請使用。生物設計師不只是設計師，同時也像是農民，他們播下菌種，在一定環境的控制下，仔細培養，讓菌絲體結構長成他們想要的形狀。

「你能想像嗎，用細菌來織出一件外套，或者用細菌和藻類，來為布料染上色彩，這些聽起來很像科幻小說的情節，其實已經有人在精密的實驗室裡做到了，這種會生長的材料，是未來的趨勢」，她熱情的對來參加工作坊的十幾位民眾介紹著生物材料的趨勢。

這天工作坊的主題，是如何用菌絲體來製作容器。艾瑪把麥稈和菌絲體混合之後，放進模型中 ，再擺到保溫箱裡，讓菌絲體在恆溫環境生長幾天，滿滿的白色菌絲體就會完全包覆麥稈，形成一塊像是保麗龍一樣的物體，具有耐震緩衝的效果，同時又是可分解的自然材質。艾瑪解釋，這種材質可以取代保麗龍，解決環境問題，麥稈也可以換成麻布、草莖等其它生質廢棄物。

鹿特丹港邊，一間叫做Uit Je Eigen Stad的餐廳，主打都市農耕的概念，所使用的食材都是來自餐廳旁的菜園。餐廳也有一部分蔬菜來自魚菜共生系統，蔬菜的種子會撒在麻質的栽培墊上，蔬菜收成後，這些麻質墊料就成為廢棄物。艾瑪就曾和 Uit Je Eigen Stad 餐廳合作，利用這些麻質墊料來栽培菇類，種出來的菇，又能夠再回到餐廳，作為食材。

艾瑪說，他們曾經接到德國番茄農來訊詢問，能不能代為處理他們栽培過程中產生的廢棄墊料，但Emma認為，他們不希望把廢棄物運到太遠的地方處理，因為這又會造成更多資源的浪費。怎麼打造在地的循環系統，解決在地的問題，是他們想努力的目標。

剩食加工的出路 生物可分解新素材

如何解決剩食，也是另一個熱門的循環經濟議題。瓦赫寧恩大學食物與生質研究中心專案經理多恩・帝莫曼斯（Toine Timmermans），長期關注荷蘭的剩食問題，也協助過幾家嘗試將剩食加工成食品的社會企業，例如用麵包釀造啤酒，以及將超市醜蔬果加工成濃湯和醬料調理包的Kromkommer等。

Kromkommer在兩年前成立了荷蘭第一間專門加工剩食的工廠，每天可以處理一萬公斤的醜蔬果。「這些雖然都是還能夠再使用的良好食物，但小規模加工，卻使得成本更高」，帝莫曼斯指出。在瓦赫寧恩大學的支持下，Kromkommer和幾家社會企業在校內開設了第一家店面，帝莫曼斯認為這不是有效的解決方案，「我看到很多年輕的社會企業家想要解決問題，不過如果想要有影響力，還是要有能夠接觸到更廣大消費者的管道」。

帝莫曼斯的觀察，其實也正是許多以循環經濟為出發點的社會企業、新創團隊所面臨的挑戰。

Blue City的一樓大廳，展示了這些新創企業的產品，一位在這裡工作的年輕創業家，拿起一個皮包，介紹起這樣產品的特性。它的原料是來自於廢棄的鳳梨皮和芒果皮，看起來和真的皮革 沒有太大的不同，而且還具有生物可分解的特性。

「我們認為，既然快時尚是很快就會消耗掉的商品，就更應該使用這些對環境友善的生物可分解材料」，她說。不過，這種人造皮革目前還得克服防水的問題，雖然有一些化學塗料可以達到防水效果，團隊希望能研發出生物可分解、對環境友善的塗料，「他們還在找尋下一步的資金來源」，這位年輕創業家微笑著補上了最後的結論。

飛機從史基浦機場起飛不久，從機艙內往下望去，翠綠的平原上，坐落著一片片格局方正、排列整齊的白色建築群。壯觀的玻璃溫室設施，是荷蘭特殊的地景，透過精準控制光照、溫溼度，終年生產各式各樣的花卉和蔬果，讓大多數國土低於海平面的荷蘭，逐步打造農產出口奇蹟。

荷蘭西南方的韋斯特蘭 （Westland），是全世界溫室設施密度最高的區域，這片2400公頃的區域，鄰近港口，到機場的交通也十分便捷，各種農產品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送往世界各地。荷蘭74%的園藝商都集中於此地，養活了五萬個員工和他們的家庭，每年創造的產值高達40億歐元。

2018年春天剛開幕的世界園藝中心 ，這個設立在一座大溫室中的產學合作新基地，野心勃勃的要引領韋斯特蘭，甚至整個荷蘭的溫室設施栽培技術，繼續穩坐世界第一的位置。

世界園藝中心的共同創始單位Demokwekerij Westland主任歐文・卡多爾（Erwin Cardol）表示，一開始的構想，是基於伊拉斯謨斯（Erasmus）、萊頓（Leiden）和台夫特（Deflt）三所大學有增建校舍的需求，產業界也希望能夠有一個進行研究的專屬空間，後來他們決定將兩者結合，七十家廠商聯合投資成立了這個中心。

中心內除了有辦公設施、教學場所、商業展示空間，還有一座座小型溫室隔間，可以作為教學用途，也可以讓園藝商進行各種試驗。在這裡，廠商可以快速找到學術團隊，為他們解決問題，快速開發新技術。

「我們想讓產學之間能夠在這裡產生更多的連結，激發靈感，發展出更多創新的計畫，用有限的自然資源，生產健康的糧食，提供永續的產品，這是我們的責任」，卡多爾說。他列舉目前中心裡幾項主要的研究，包括生物防治、使用生物刺激素（Biostimulants）來改變番茄的風味 、植物生長調節劑和LED光源等項目。

雖然研究項目十分多元，難以一一說明，卡多爾指出，整個中心的研究整體來說仍朝著幾個大方向前進，首先是讓溫室從消耗能源的設施，轉化為生產能源的設施。這樣的研究已經進行了幾年，也有一些階段性的成果，可以用更少的能源，來栽培特定作物。

「我們還有一個更大的野心，就是不使用土壤，來栽培出更多的作物，例如蔬菜、切花等」，卡多爾說。

負責規劃世界園藝中心水循環系統的Priva公司策略開發專員揚・韋斯特拉（Jan Westra）指出，荷蘭的法律對於溫室栽培業者的有嚴格的規範，必須妥善回收水，而精準的管理灌溉，對業者來說也可以增加收益。

他舉例，草莓這類柔軟的水果，容易因為水分拿捏失準造成爛果，他們先計算植栽需要多少水，在夜晚時先保持在低水位，再讓電腦系統根據氣候來決定要不要多澆水，如果晚上吹了乾燥的風，就多澆些水。整體節水了三成，產量增加兩成，還節省了10%的人力，「草莓如果爛掉了，還得花人力去摘乾淨，同時又沒有任何產值」，韋斯特拉自信滿滿的說著他們的成果。然而，這樣精密的電腦環控系統，也所費不貲。

科技的發展 讓人思索農業本質是什麼 

先進的科技，日趨精準化的農業生產模式，會是解決人口爆炸、糧食危機的解方嗎？當無人機、農業機器人和電腦環控設施越來越普及，農業的本質，和務農所需的專業，是否也需重新定義？過往和農業密不可分的自然和農村文化，似乎也漸漸失去了他們的意義。即使在農業科技首屈一指的荷蘭，農民和消費者也開始意識到這一點。

2018年六月，荷蘭忠誠報（Trouw）公布一份兩千位農民參與的民調，其中有八成的農民表示他們想轉向更生態友善的耕作模式，七成認為集約化、出口導向的農牧生產已經對自然環境產生壓力。

和阿姆斯特丹僅有一岸之隔的阿爾梅勒（Almere）市，這塊40年前為了紓解阿姆斯特丹人口壓力而填海造陸打造出的新生地，正為了2022年要舉行的「園藝博覽會」（Floriade）而忙碌著，面對這個十年一次的盛會，阿爾梅勒主打的概念是綠色城市。

在世界各地，居住在都市人口越來越多，都市規模持續擴張，在對於未來城市的想像中，如何拓展都市農業，讓都市居民更進一步參與食物生產的過程，都市不再只是持續消耗資源，而能夠走向自給自足，是一大目標。位在阿爾梅勒市中心的艾列斯應用科技大學（Aeres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也參與了園藝博覽會的規劃。

艾列斯應用科技大學教授迪納德・艾科爾（Dinand Ekkel）指出，20%的荷蘭農民未來會慢慢退場，另外20%已經開始轉向小規模、友善生產的模式，但仍有60%維持現狀，以大量外銷農產品來獲利為目標。
 

艾科爾一邊分析，一邊在紙上畫了一條直線。他解釋，在現有的食物供應鏈中，從最源頭的農民，到最終端的消費者，可說是在這條線的兩端，毫無關聯。隨著消費者意識提升，對於動物福祉、友善生產、食安等要求也越來越高，加上荷蘭有世界唯一一個以動物福利為訴求的政黨，在150席國會中，占有5席，給予產業壓力是很大的。

但對於農民來說，他們也覺得自己受到消費者誤解，認為消費者不夠了解農業現場的真實狀況。艾科爾再畫了一個圓圈，接著說：「讓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重新連結，這是我們想要努力的方向」，雙方有更多的認識和互信基礎，才能夠順利推動改變。

艾列斯科大另有一處專門實施畜牧教學的德隆騰（Dronten）校區，這裏的學生大多來自傳統農家。艾科爾觀察，雖然他們已經在課程中，增加一些友善畜牧生產的內容，目前選擇上這些課程的學生不多，加上對大多數老師來說，過去所受的都是工業化畜牧的訓練，要建置友善畜牧的課程，還需要一段時間。但艾科爾認為，友善畜牧是未來的趨勢，雖然會成長多快，或者成長到多高的比例，還是未知數，教育系統仍然應該及早開始轉型，來因應這股潮流。

農業轉型新發展 未來食物的基地

持續研發各種尖端農業科技，今年剛舉行百年校慶瓦赫寧恩大學（Wageningen University & Research），是荷蘭「農業矽谷」的核心，基改與基因編輯技術、人造肉、農業機器人、可食昆蟲等對於未來食物的研究，都是這個校園裡熱議的話題。但在校區周邊，許多以社區支持型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型態經營的小農場，也受到不少消費者歡迎。

騎著腳踏車，滿頭白髮的里奧・史托斯納德（Leo Stroosnijder）到位在貝納康姆（Bennekom）市郊的新一輪農場 （De nieuwe ronde）農場裡，親手摘下新鮮的漿果。十幾年前，史托斯納德發起了這個CSA農場，也曾經擔任消費者會員組織的主席，每年400多位會員和農民開會時，可說是十分熱鬧的場景。

新一輪農場的會員，每個人一年繳交192歐元（約為台幣6700元）的費用，每周可以自己來農場採收固定的份量。農場目前由兩位農民經營，為了更穩定經營，農場主人決定耗資11.5萬歐元（約為400萬元），買下屬於自己的農地，也成功的從會員中募集到足夠的資金。Leo認為，他們的消費者組織，採取的態度是不要對農民有太多的限制，信任農民，但在他們遭遇困難時，成為他們的後盾，這是他認為農場能夠持續經營十幾年的關鍵。

也有一群消費者，決定採取更積極的行動，拿回生產食物的主權。另一股在荷蘭興起的風潮，稱為”Herenboeren”。這個字原本指的是擁有許多農地的大地主，許多佃農為他們工作，他們不用付出勞動，就能過著衣食無缺的生活。

現代的”Herenboeren”地主，指的則是一群集資買下農場的消費者。根據計算，兩百個家戶就足以買下一座屬於自己的農場，聘請一位農民專職生產，在這樣的農場中，可以小規模生產多樣化的有機蔬果，還能夠少量飼養家禽家畜，消費者可以和農民討論他們想要拿到哪些產品。目前在鹿特丹、布雷達等城市，都已經有Herenboeren組織出現。

瓦赫寧恩大學社會科學院教授迪爾克・路普（Dirk Roep），正籌備在學校附近的埃德（Ede）市，發起一個新的Herenboeren農場。Dirk表示，目前他已經募集到一半的成員，但他也坦言，要找到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距離適中的地點，仍需要一段時間。

小農扎根在土地 人與生態都顧及

留著一頭金色長髮，打著赤腳，艾斯克・哈格拉斯（Elske Hageraats）剛結束田間採收工作，忙著把當天採收好的櫛瓜、生菜和漿果，分別放進每位農場會員的蔬菜箱中。哈格拉斯工作的圍牆莊園農場（De ommuurde tuin）農場，位在距離瓦赫寧恩大學，大約30分鐘腳踏車車程的一處小山丘上。

圍牆莊園農場的外觀，正如其名，圍繞著一道古老城牆，17世紀時，這裡曾是奧蘭治威廉三世（Willem III van Oranje）的菜園。1999年時伊斯特・卡勒（Esther Kuiler）租下這片土地，開始在這裡實踐他對生態農法的願景。

哈格拉斯在這裡實習兩年後，現在每年5到11月，在這裡擔任全職員工，其他時間則是兼職。圍牆莊園農場的土地分成八大區塊，形狀和八卦陣有異曲同工之妙， 哈格拉斯說，分成八區是為了輪作不同的作物，在她的帶領下，可以發現，農場中的物種多樣性非常高，甚至還有許多外面已經找不到的古老品種，例如一種古老品種的裸麥，植株特別高，根特別深，能夠涵養水源，因此在不同區塊輪作這種裸麥，就可以達到養地的效果。

哈格拉斯解釋，農場和瓦赫寧恩大學的種子銀行合作，種子銀行提供他們保留的品種，然後也會定期到農場紀錄這些蔬果的生長情形，在這片大約一公頃的農園裡，就種植了超過400種作物。

儘管對農業充滿熱情，像哈格拉斯這樣有心務農、從事生態農法的年輕人，卻很難擁有自己的農地。國土面積小、農業產值高，使得荷蘭的農地價格，相較歐洲其他國家來說十分貴，最貴的一公頃要12萬歐元（約為台幣420萬元），便宜一點的大概也要7到8萬歐元，尤其是生產種子的農地，價格最為高昂。比較普遍的做法是向大農去租一小塊地，同時也可以向他們租用農機，或者是先在已經經營出階段性成果，有能力聘請員工的生態農場裡打工。

為了彼此支援、共同解決從農過程遭遇的困境，一群荷蘭青農、小農成立了Toekomstboeren組織，意思是「未來農民」，哈格拉斯也是成員之一。「我們之中有些人來自都市、有些來自農村，但我們都需要有能夠彼此交流農業技術和農事的管道」，她說。目前，「未來農民」已經有數百位成員，雖然影響力仍然有限，他們在各地找尋青農，書寫這些人從農的歷程、拍攝短片，「我們想讓更多人看到我們的故事，知道農業還有一些不一樣的可能」，哈格拉斯說。

準備離開圍牆莊園之前，我和哈格拉斯聊到現在荷蘭興起的Herenboeren風潮，她笑著說，接下來她即將參與瓦大教授路普的Herenboeren農場計畫，只等著能夠盡早募集到足夠的共同發起成員。

農業生產要繼續擁抱科技，或者走向生態？環境變遷的速度，並不會隨著人們的爭論而慢下腳步。哈格拉斯已經找到她的下一步，未來的荷蘭農民，下一步又該怎麼走？

台灣獼猴數量有多少？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主任陳玉敏指出，全台獼猴數量說法不一，林務局從2000年至今都無更新、全面性的獼猴數量調查，加上獼猴族群狀況，在不同區域有極大差異，認為林務局以總量超過30萬隻作為調降依據，不夠謹慎，應重新考慮。

台灣獼猴吱吱黨創立者兼發言人林美吟認為，林務局所謂30萬隻的推估值，奠基於距今18年前的文獻，是以「森林面積」除以「獼猴密度」計算得出闊葉林、混淆林與針葉林型等三種林型的猴群數量，得出全台獼猴共有10,404群，接著再根據從前的調查研究，取一群猴群有25隻猴子為平均值，推論得出全台約有26萬至30萬隻台灣獼猴。
 

然而我們取得目前台灣五地較詳盡的調查資料，獼猴調查數量加總不過大約15000隻。--林美吟(吱吱黨發言人)

因此動保人士無法接受「獼猴數量穩定成長因而需要除名」的說法。對此林務局保育組長夏榮生回應，林務局本來就會定期針對保育名單進行檢討與調整，調整的評估因子，除了外界在意的物種族群量外，還包括物種野生族群分布、族群趨勢、分類地位、面臨威脅（棲地面積消失速率、被獵捕及利用的壓力）等相關指標進行綜合評估。
 

評估出來，獼猴或山羌都低於15分，不在列入保育的標準等級內。事實上，過去獼猴等級也從珍貴稀有類調降為應予保護，依據標準也相同。這次調整絕非因為農損衝突之故。         --夏榮生(林務局保育組長)   

林務局的評估準則，合不合理？曾參與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靈長類審定會議的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副教授吳海音表示，IUCN會先收集資訊，再召集各國學者共同開會。會中學者會提供GIS圖層、資料文獻等內容，接著再邀集物種專家，確認現有資料、資訊是否最新，以便對物種整體分布範圍有更確實，詳細的族群資料分布掌握，進一步確認有沒有現有族群數量估算、受威脅程度，乃至於20年內會增加多少比例，再去訂定保育名單。一般而言，多數國家對於保育動物的評估，也會參照這套標準。

但IUCN的做法，著重的是全球性的尺度，那樣的標準還會考量物種的廣泛分布等因子，因此在各個國家實際施行時，會有相對應的調整。  --吳海音(東華大學副教授)       

 

吳海音認為，林務局的評估標準，其實有抓到IUCN的精神，「但確實台灣對於動物的研究，有些做多，有些做少，全面研究的性質不多」，也導致這次獼猴調降，所倚賴的專家評估是否夠科學、準確的質疑。

「我們當然可以質疑，保育等級如果是在宣布族群狀態，那麼計較的就不應在於數量多或少。」吳海音說明，今天就算學者用某種被質疑不夠準確的標準去計算數量，但如果用同一標準持續監測，發現數量增加，這亦可代表族群的成長趨勢，「畢竟台灣的地理尺度與限制（中央山脈仍有許多未能精細調查之處），不可能掌握到百分之百的準確數字。因此數字的意義在於相對性，而非絕對性。」
 

獼猴保育與人猴衝突

針對數量進行辯論交鋒，重點在於近來人猴衝突越見頻繁，動保團體擔心調降後，獼猴可能因為農損問題而遭到不當獵捕。對此夏榮生回應，依照野保法第21條規定，無論保育類野生動物或一般野生動物，只要野生動物危害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水產養殖者，農人皆可進行處置。「當然，保育類會有一點差別，就是要在緊急情況下，且處置後需要通報。」但她認為，目前保育觀念已經提升，農人討厭獼猴並非討厭動物本身，而是在意農損，在一般情況下，不會隨意滋擾動物，且按正常流程，都會通報地方政府來進行處理。

夏榮生坦言，因為人力物力關係，過去地方政府或中央主管機關，確實沒辦法很明確稽查並掌握農人是否有明確通報，無法排除有農人私下處置動物的情況。這突顯過往地方政府保育野生動物的方式，存有讓人無法信服的狀態。「儘管如此，調降了不代表林務局不管理，」夏榮生強調，一般野生動物無故被滋擾，一旦被檢舉，還是要處六至三十萬的罰鍰。

夏榮生表示，對農人來說，當農損發生，可能不會管是不是保育動物，就是想要把猴子處理掉，「這也顯示，不想辦法兼顧農人利益，動物永遠會受害。」針對獼猴造成的農損問題，林務局近年已補助農民申請電圍網來進行防治，農民申請件數不斷增加，收成也從遭侵害的兩成，提升到九成之多。「而這項補助，不因獼猴的等級調降而有減損，甚至補助面積也從過去的1公頃放寬到0.2公頃，補助種植作物品項也從果樹拓展到葉菜類，甚至連資材也進行補助。」就是希望能降低人猴衝突。

吳海音認為，針對現在的衝突，大家可以嘗試思考，保育等級的宣布，在於讓大眾反省自己對這類動物等級的責任。近年國外的保育做法上，其實開始從純粹的物種保護、棲地保護，轉化到再野化的概念，她表示「像是里山的模式，開始去摸索，人如何與一些會危害、會討厭或害怕的動物共存。」

吳海音強調，人與動物間的衝突，沒有單一的解決方法。獼猴的爭議，突顯社會必須「重新了解猴子的狀況」，這也與台灣動物社會研究的訴求相呼應。

陳玉敏指出，從許多調查報告可見，人猴衝突未必是因為獼猴數量過多，而是不當或非法土地開發與作物種植。政府應積極面對非法林地使用問題，不應縱容非法使用土地的農民，以致遲遲無法建置通報系統，掌握猴群生態、農損程度與處理級別。

夏榮生說明，林務局前年起已在監測棲地裝設自動相機，希望搭配學者研究、巡山員定期回報，更明確掌握獼猴族群量。「一旦發現族群量有突然下降的情況，會機動調整。」而針對山羌、白鼻心這些過往被當成山產而有獵捕壓力的野生動物，也會加強稽查，一旦發現有商業獵捕情事發生，也會進行保育等級的調整獼猴。

台灣獼猴降級風波，也是我們重新檢視人猴之間的機會，從過去的野放到結紮，架設電網，看似做盡一切努力，但都是從人類利益出發，降級真能解決人猴衝突嗎?在眾家論戰聲中，能否看見人猴更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