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採訪期間，剛好有一組台灣旅遊團來採果。許小姐表示，知道栃木縣食品被禁止出口到台灣，「但覺得它離福島還是有點距離，應該還算安全。」帶著一歲左右的嬰兒採果、吃草莓，她沒有太多恐懼，認為可以支持福島周邊縣市的食品進口。
距離福島遠近，是一般民眾用來判斷輻射安全疑慮的第一要件，但栃木縣政府表示，距離遠近，不代表輻射污染的全貌。核災發生時，只有縣北部分區域受到輻射塵污染，縣南沒有受到影響。在經過科學檢驗後，栃木縣的限制出貨產品，只針對核爆發生時位於戶外的東西。
而在經過除污及施作鉀肥來抑制農作物吸收放射性元素後，幾乎沒有超標問題。這幾年下來，已逐漸取得消費者信任。栃木縣政府強調，如果是福島核電廠，還有部分地區依然限制人員進入的情況，消費者當然值得憂慮，但周邊縣市如栃木，距離核電廠距離很遠，加上五年來一直實施相關對策，日本國內對栃木縣的安全性疑慮，早已消失。
不止栃木縣，群馬當地，似乎也不再焦慮輻射風險。
天還沒亮，群馬縣的東毛酪農組合，已經開始備貨，準備運送牛奶到縣內的各個小學。東毛酪農組合在1952年，由當地農戶成立。1983年，引進低溫殺菌，提供牛奶給學校營養午餐，成為業務核心。
福島核災發生時，只有位於山上的根利牧場，因為輻射影響牧草種植而必須除污。由於其他農戶沒有受到波及，整體酪農業務，和災前一樣順利。
近午，牛奶配送車來到了太田市寶泉南小學校。孩子開始準備午餐的配送餐具，等最後一堂課結束，就能用餐。校長表示，一開始家長確實會擔憂輻射影響，但透過透明公開的資訊公布，早就沒有疑慮。
對栃木和群馬縣的居民來說，他們早已步入正常生活。認為國際對當地食品的全面封殺，會對他們產生風評被害。但輻射基準值是否安全、可靠？福島居民有不一樣的想法。
福島災後一個月，正值學校開學。當時輻射檢驗體系還沒建立，地方政府卻要求學校採用核災區食材做營養午餐。野口時子認為，災時訊息混亂，避難政策不夠確實，孩子已被迫暴露在高輻射濃度環境裡，為了避免二次受暴，必須採取自救措施。她在福島郡山市創辦3a事務所，提供憂心的家長有購買安心食材的選擇。
災後至今，野口時子都堅持吃西日本的食物，但隨著日本政府宣告福島核災第一階段重建已告一段落，她開始被社區視為異類。
根據日本政府針對福島地區，2011年出生，0至18歲孩子進行的健康追蹤顯示，第一輪檢驗中，有116人疑似罹患甲狀腺癌，手術後確診有101人都是惡性腫瘤。而在目前只完成六成的第二次檢驗裡，已經發現有59人罹患癌症。日本政府目前否認癌症與核災的關聯，但醫師種市靖行認為，這種說法，過於武斷。
「政府說，從長崎、廣島原爆的案例來看，從原爆後到甲狀腺癌發病，需要十年時間。因此車諾比地區在核災後五年發現的小兒甲狀腺癌，就被排除與核電事故相關。但隨著進一步的檢查結果得知，車諾比事件確實在五年內有導致小兒甲狀腺癌發病。因此以歷史來看，原本普遍認為要十年時間，後來一般認知改為五年。所以現在所謂的五年才會發病，也不一定完全正確。」
種市靖行本來是骨科醫師，對政府花在每個受檢孩童上的時間只有兩到三分鐘，感到不安，決定學習甲狀腺相關知識。取得相關證照後，他加入政府的健康追蹤體系，發現政府太輕忽透過攝取食物累積低劑量輻射對健康的威脅。
「中央政府訂定的基準值，事故剛發生時是500貝克，現在是100貝克。但沒說是安全值，而是基準值，而基準值真的對健康沒有影響嗎？這是個正確的數據嗎？其實誰都不知道。」種市靖行指出，銫在人體的半衰期有九十天，如果每天必須攝取的食物都有低劑量輻射，長久下來，還是會累積。目前福島地區，已經出現相關案例。
「福島縣內的某個行政區，經WBC檢查結果，發現有高中生的數值偏高，大家就開始拚命找原因。發現他們並沒有吃輻射值極端高的食品。進一步查詢後才得知，是因為飯吃得非常多而累積。」日本學童食用白米累積量的案例，揭露基準設定的弔詭之處。而食品中輻射容許量的基準設定，也難以脫離政治介入。
回顧2012年，日本也曾對台灣提出開放核災區食品要求。當時執政黨雖然拒絕，卻提出食品中輻射容許量修訂草案，將每公斤370貝克的基準值，提高到每公斤600貝克，被視為是替日本輻射食品開後門，遭到民間團體抵制。
當年民間團體反對理由之一，是質疑台灣的邊境把關能力。災後六年，台灣進口日本食品數量比災前多了50％，邊境抽驗比例卻依然維持8％。以2016年11月14日為例，只抽驗了36件樣品。而目前抽驗結果雖都符合台灣現行標準，卻頻頻發現偽標事件。
衛福部次長何啟功於2016年11月表示，在2015年查獲改標事件後，就訂定日本進口食品須附產地證明跟輻射證明，實施到現在，因為持續加強查緝，並沒有發現改標問題；陳吉仲則補充，除了雙證，未來核災區食品進入邊境，還有衛福部的抽驗機制，如果是高風險的產品，不排除進行逐批抽驗。
假日早晨，距離福島電廠一百公里遠的千葉柏市，正舉辦在地的農夫市集。市集的目的，是協助農民跟消費者重建信任。穿梭在攤位裡的五十嵐泰正，是主要發起人。他表示曾經在千葉柏市的一處空地，測量到57.5微西弗，相當於當時在第一核電廠內的數值，而引發消費者恐慌，消費者擔憂抽檢並不能保證食物安全。
為了修補裂痕，五十嵐泰正聯合農民發放問卷去了解消費者的疑慮，發現消費者需要一套他們可接受的自主檢驗體系來掌握風險。在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討論下，他們訂出了每公斤20貝克的輻射容許值，農家依照這項原則接受檢查與出貨，幾年下來，柏市的做法有了正面成效。
各種疏漏，促成日本民間團體發展自主檢驗機制。一大早，日本生活俱樂部在埼玉縣青果市場內的包裝生產線，已經忙得不可開交。生活俱樂部是一個重視生產安全的消費者團體，鎚田博表示官方對土壤或食品的抽驗，在在都有漏網之魚，尤其日本政府將檢驗資源都投注在福島，反而忽略了其他地區的把關。「宮城縣非常寬鬆，幾乎都沒做檢查，宮城縣其實有受污染，限制出貨品項卻非常少。」
基於對低劑量輻射風險危害的不確定性，生活俱樂部向來主張，輻射檢出量應該越低越好。但鎚田博坦言，生活俱樂部在災後並非以零檢出為目標，而是以6貝克作為檢驗基準，25貝克為出貨基準。
災後六年，透過各方努力，消費者和農民的對立，逐漸緩和。根據日本消費廳進行的調查顯示，不想買到輻射污染食品的消費者中，大約只有兩成會在意產地來源。但鎚田博強調，這樣的結果，實在是情非得已：「當時只吃進口食品，完全不吃日本食物的人非常多，但是能長期吃進口食品的畢竟少數。一般如果不吃國產食品，就沒東西吃了，大家都忍耐地吃。」
在拜訪農民、學者與自主檢驗團體後，環保團體認為，目前台灣除了不宜開放核災區食品，針對輻射食品的管制範圍與品項，也都需要更嚴謹的調整。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洪申翰建議，政府應該以更大幅度的範圍進行管制，同時，也要健全民間的自主檢驗機制。
民間團體的呼籲，被執政黨納入行政程序裡進行評估，但政策在缺乏配套下就先宣布，使社會對食安抱持高度疑慮，最終還是引發肢體衝突；而在野黨將議題窄化成政治議題，更讓公共討論無法進行。希望促成官方與民間對話的第三方議事小組成員呂家華表示，「類似的衝突絕對不會只在日本核災後食品管制問題上。可預期未來還有美豬、基改食品管制風險議題的挑戰。如果政府再用專斷單向的決策模式，嘴上講公民參與，政策後端已經有大約方向才進行，根本沒有辦法去處理問題，反而會使爭議越演越烈。」
在第三方議事團體的呼籲下，目前執政黨已經暫停相關程序的推進。但如何解決現行管制的缺漏，仍在未定之天。
從住居到食物，日本政府試圖一步步抹去核災痕跡，但核災區食品的管制糾葛，明白顯示，抹去並不等於復興。和日本經貿密切、始終會吃到日本食品的台灣，要選擇站在什麼樣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