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69年，核廢料儲存場降臨蘭嶼，從此以後，伴隨著達悟小朋友長大的，有飛魚、迷你豬，還有核廢料桶。經過多年的反核運動，民國85年、91年，政府曾經先後承諾要將蘭嶼的核廢料場遷離，無奈的是核廢料遷來容易，想送走卻難如登天。
二十多年來，在蘭嶼露天的儲存槽裡，有數千桶核廢料因為海風與鹽分的侵蝕，而產生鏽蝕，另外有六百多桶有破損的情況，然而由於台電與達悟人長期以來僵持不下，不論是核廢料桶或是要換裝的空桶運到電光碼頭後，只能原船返回，也因此廢料桶檢整的作業始終難以進行。
核能發電所產生的廢料，包括高放射性的用過核燃料棒，以及放射性較低的輻射污染物質，如今在處理與運送上成為國際間一件尷尬的難題。根據1989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訂定的巴塞爾公約，對國際間有害廢棄物的跨國境移動有著非常嚴格的規範，想要把自家不要的核廢料送到其他國家，挑起的將是世界性的反彈。
對於許多人來說，地方居民反核廢料的行動不過是「不要在我家後院」（Not In My Back Yard）的心理反射。誠如綠盟賴偉傑所言：「鄰避效應（NIMBY）在台灣已經被污名化為「還不就是想要多點回饋金」的代名詞，這樣的想法，使非鄰避者有了逃避「環境種族歧視」的藉口」（賴偉傑，感同身受與鄰避效應）。在這樣的解讀下，諸如「核廢料」這樣的「公共惡」被視為一種為公共利益而必然產生的結果，剩下的問題僅僅是究竟在誰家後院，價碼（補償金）多少。
然而，蘭嶼、台北縣金山、石門等地十多年來反核廢料的運動，終極儲存場地點難覓等等問題，卻突顯出一個事實：再多的補償金，再也無法收買民眾對於環境權的自覺。遷場時間遙遙無期、對於輻射的疑慮、對健康影響的恐懼，長期以來由於資訊的不透明與匱乏，居民缺乏參與的管道，在地方居民與台電/官方缺乏互信基礎的情況下，雙方永遠只能各說各話。
陽明大學醫學院教授張武修，長期以來投注於輻射傷害的醫療工作，在民國八十八年、八十九年間曾三度至蘭嶼，採集當地的土壤以及作物進行檢測，檢測結果在蘭嶼北方朗島附近的土壤與芋頭田中發現有人工核種銫-137的存在，他表示「像銫-137、鈷-60這些人工核種，這些絕對沒辦法排除說跟核電廠沒有關係。台電跟原委會必須進一步去了解，到底核電廠在這樣的運作之下，是不是有太多不應該的排放進入附近的社區。」
在蘭嶼反核廢料的運動暫告一段落之後，政府部門必須理解：「回饋金」絕對不是解決與面對核廢料處置困境的好方式，不論是輻射監測網的建立、資訊管道的建置與透明化、居民健康的調查研究、社區的重建，讓地方的居民能夠真正進入監測與決策的過程，才是面對核廢與核能風險的第一步。當這些經濟與社會成本被仔細估算之後，核能發電是不是一個值得發展的，就有待全民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