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6.德國有許多的能源合作社投入再生能源的發展，主要驅動因子為何？而目前德國再生能源躉購制度的修正，是否會影響到能源合作社的發展？
德國爲推動再生能源發展，重要的關鍵是立法實施再生能源躉購制度，提供為期二十年的保證價格，那是很勇敢的一步。當然德國政府負擔這二十年的收購價格支出，也代表所有電力用戶也要負擔，因此衍生接受度的爭議。這幾年下來發現這是很成功的工具，甚至讓再生能源在市場上的比例大幅增加，因為所有民眾都知道這是最好的儲蓄方式。目前全球銀行儲蓄的利息極低，沒有銀行的投資組合可以像在屋頂設置太陽光電板提供二十年保障獲益。因此任何人只要有錢都能投資太陽能板在屋頂上，但隨著數量變多，管理難度也會增加。
另一個因素是太陽能板成本持續下降，故需要訂定適當的躉購費率反應此趨勢。德國政府利用「競標」制度來解決上述困境，競標制度仍有保證收購價格，但只有生產特定再生能源的人才能得標，參與者必須決定未來20年他們能夠接受的躉購費率，只有出價最便宜的人才能得到再生能源的標案。很多人質疑這樣模式會讓「合作社」制度毀壞，但這並沒有發生。過去三年我們看到很多合作社參與並贏得標案，所以並沒有像我們很多人在一開始以為會出現只有大型企業才能贏得標案的問題。我們看到也有其他國家採用類似模式，像是巴西就成功了，但法國卻沒有運作得很成功。所以這種競標制度也是好壞的經驗都有。
然而競標制度可使再生能源發展更具有效率，當太陽能板的設置量越來越多，此制度的效率更形重要，不能虛擲躉購支出。藉由競標制度，可確保較具有效率的太陽能與風力可優先進入市場，讓整體制度更具效率。競標制度推動初期，的確憂心其將造成電力合作社的龐大挑戰，特別是規模較小的計畫。但實證研究指出，大多數的電力合作社與此制度高度相容，且仍具有競爭力。目前我們蠻滿意這樣的制度修正成果。
Ｑ7. 德國的太陽光電蓬勃發展之下，何時會改採用淨計量（Net Meetering）措施？
太陽能發電的另一個問題是，它被當成是一個銀行，民眾會把它當成存款的地方，民眾會在屋頂裝太陽能板賣電，因為有保證收購價格，因此會有大量不穩定的電力進入電力系統，導致負面衝擊。因為我們有優先調度次序(merit-order)，指的是如果你是再生能源電力，可以被優先收購，因為有保證收購價格，就會盡量多賣一些，當大量再生能源電力進入現貨市場，價格就會下跌到0或甚至是負的，因為大家都想盡量賣電，這變成一個很荒謬的系統。
我們政府會說這不能永遠這樣繼續下去，如果你要使用自己的電力，你可以自由運用，但如果你要賣電，我們就要管制，因為如果放太多自發電力在市場上，因為是不穩定的，在沒有風或太陽的日子需要備用電力，如果有風又有太陽就會產生太多電力，變動太大那麼基礎設施會無法負荷，因此政府需要設定淨電網（net-grid）政策。
基本上是要確定再生能源的擴增不是為了個人目的，不會因為人們想賺錢而一直增加。這方面有很多爭議，如果是我會用另一種方式處理，但無論如何這種企圖是很好的，我們不可能對於擴增毫無限制。
Ｑ8. 德國如何因應能源轉型過程中傳統電業、能源密集產業、煤炭業對能源轉型的抗拒？
德國在1970年代就開始有反核聲浪出現，只是那時社會上爭議仍多，直到2011年福島核災過後，舉國包含企業、電廠、政府才真正同意核電已經回不去了。就算現在有人出來提倡核電，也不會有太多跟隨者了。再生能源開拓了一個新市場，因此能源密集產業願意投資在再生能源，而許多技術更新、再生能源技術人才等等對企業而言是個新機會，做得好就能成為市場的先鋒，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也促使德國投入能源轉型的行列。
第二點是煤礦產業也漸漸因應氣候變遷趨勢而改變策略，他們在意的是轉型的“時間點”，他們覺得現行的德國能源轉型政策太過有野心，煤炭產業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轉型，再來是如果當地是煤礦產地，擁有帶動區域經濟的價值，所以重要的議題是，如果政府能輔導當地找到新的經濟發展方向，讓他們有新的經濟展望，有其他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社區甚至煤礦產業便會同意轉型。
有些電力公司因為核廢處理費用已經瀕臨破產邊緣，他們成立新的公司，發展新技術以圖在新市場求得生存，對他們來說情況很艱峻，但沒有一家電力公司公開表示能源轉型是錯誤的決定，他們只會抱怨他們怎麼被對待，但他們也覺得放棄核能是正確的。所以這看來是整個德國社會的共識，問題只是如何達到這個目標。
Q9. 臺灣接下來邁入急速的能源轉型過程，依據德國的經驗，對於臺灣有何建議？
如果要從德國的經驗來看，有三件事我們學到，可能對你們想做的事會有所影響。第一點是你們需要有健全的社會正當性（Legitimacy）作為基礎，倫理委員會是很好的運作方式，可以讓所有社會成員支持能源轉型。這是一個開端，台灣已經有明確的目標，但還是有很多反對勢力，對這個目標很多人不相信能夠達成此目標。所以若可有類似倫理委員會的組織，邀請重要利害相關人參與其中，指出能源轉型是極具可行性與必要性，臺灣社會可在毋須犧牲經濟發展下達到此目標，可向社會大眾傳達明確的訊息。臺灣可由中研院來籌組此類的倫理委員會，強調其獨立性以及專業性，當然成員不能僅有科學家，亦須包括其他重要利害相關人。
第二點是德國政府成立了稽核委員會（Monitoring committee），只有四個成員，不是很大的組織，四位很好的專家教授，監督每年的目標是否有達成，以及如何改善沒達成的部分。這個監督委員會有權召開公聽會，不管是利害相關人或是參與者，都可以了解有哪些障礙？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這也要是獨立運作的單位，可以對政府提出建議，哪裡還需要修正。
第三個重要課題是要讓能源轉型盡其可能具有兼容性（inclusiveness）。包括一開始提到的三個層次的公民參與，第一層是每個城鎮和社區，組成學習小組來學習如何面對能源轉型，包括消費、交通以及其餘消耗能源的行為，如何有助於納入能源轉型。第二是思考新型態的經濟組織，像是市民聯盟、聯合會、合作社，不管是那種台灣法律認可的組織。某些再生能源設備的所有權，可以轉移到這些在地社區或在地人，這在德國運作得非常成功，在丹麥也非常成功。
第三點是如果我們轉到基礎建設或是法規，關於我們要減多少煤，要付出多少代價，得靠集體的決策，需要採用審議式的公眾參與程序，也要納入產業代表，以德國為例則會納入工會，一起規劃轉型。我不喜歡用「淘汰」(phase out)一 詞來描述轉型的過程，而是用「轉換」（conversion）較為恰當，我們要將整個以碳為基礎經濟，轉換到以再生能源為主的經濟。這樣的轉換，意味著原本的勞工會轉換工作，有些產業要更新或被取代，但長期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這種新的經濟型態是有很多優勢的，成功能源轉型就減少對外來能源的依賴，面臨政治事件比較不怕受衝擊、更加可靠。
但過程中需要納入很多聲音，包括在地人，還有主要的參與者，確保他們能在這個架構下接受與適應轉型。
這三個因素對於能源轉型是很重要的，要先組成一個委員會，可以形塑社會對能源轉型的整體態度，獲得廣泛的共識。進而設置一個獨立的稽核委員會，以及兼容性的治理架構（inclusive governance）。
Ｑ10. 若是能源消費習慣不改，臺灣會有遭逢哪些風險？
關於能源消耗，現在我們面臨的，是科學家所說的反彈效應，當能源技術進步，提供的服務就變得越便宜、越有效率，於是越多人消費在能源密集的產品上，需要更多的能源服務。此舉就會導致原本預期藉由能源效率提升可節省的能源耗用量，被新增加的能源服務需求所抵消。在低度開發國家，本身因為能源的匱乏，所以在可享有能源服務時就不會想節約能源；在已開發國家，理論上來說，因為享有充分能源服務，理當不會因能源服務成本的降低，導致增加更多的能源密集的消費行為。但在德國，車輛變得更有效率後，導致的結果是民眾更常開車。建築隔熱提升，但住戶調高供暖溫度，無法達到節約效果。
如果我們能讓人們覺醒到，節能不是為了要讓他們消耗更多能源，而是要讓他們維持很好的舒適度，但使用更少的能源，人們就會重新思考我們所追求的服務是不是真正必須的。例如房子，在台灣應該也一樣，有80%的私人住宅大概有80％的時間是無人使用的，但我們還是會整間開暖氣或冷氣，這並不合理，所以我們要做的是當沒人在的地方，我們不要浪費能源。汽車也是一樣，汽車有80％以上的時間是未被使用，所以共享汽車是很合理的選擇，因為多數時候汽車是閒置的，無人使用。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可以節省能源，而不必放棄舒適或人類需求的滿足。
Ｑ11. 哪些是全球即將面臨的風險議題？德國政府採用何種風險治理模式因應此系統風險？
社會現在面臨的是系統風險（systematic risk），系統風險本質具有跨域性（transboundary），甚至是全球性的。第二個則是非線性，是我們過了一個臨界點，危機可能開始失速而無法管理。第三個則是因其具有複雜性，導致我們無法採用科學方法掌握驅動因子與結果間的因果關聯。
系統風險出現在各層面，不只是生態上的，還有經濟和社會上的。在生態環境面向上，面臨最大的危機是全球氣候變遷，有很多證據顯示已經發生，也許發生得比我們想像的快，但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衝擊會產生的風險。另外一個生態危機是生物多樣性的消失和空氣污染，但我們了解的較為透徹，但其同樣具有全球跨域性與非線性的影響。
若就全球氣候變遷進行討論，這方面我們比較難去處理，因為真的是全球性的問題，而且在成本和典型的後果之間有很多複雜的效果，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非線性的系統，我們不知道系統何時會失靈，或是有很多系統會崩潰。再來談到經濟面向，最嚴厲的危機是金融體系崩毀，以2008年金融海嘯為例，我們看到的是所有事情都串在一起形成骨牌效應。我們不知道2008年真正發生什麼事，唯一能確定的是用資本工具形塑的氣球效應，總有一天還會再爆炸，讓整個金融體系再次面臨危機，影響到很多人。
至於在社會面向的風險，則是貧富差距拉大，以及階級社會之間的流動停滯加劇，形成社會公義和平等方面的落差也逐漸加大。資源分配在有錢和貧窮人口之間的也不平等，這現象不只在單一國家內部出現，在國家與國家之間也有。我們可發現全球中高階層所得每年逐漸增加，但貧窮階級處境雖有改善，但幅度遠低中高階級，導致差距變大，致使社會不滿(dissatisfaction)。因此對於社會凝聚力的壓力增長，導致貧窮驅動的移民潮。且由於社會不平等的不滿，導致恐怖主義事件的發生，基本教義派的興起，因此衍生許多政治風險。
我認為所有政府都面臨系統性風險，我絕不會說德國政府比其他好，我們常透過風險分析讓政府有所警覺，提醒他們必須做些事來處理，他們常低估了風險，因為他們常看不見後果，而當看見時就為時已晚了。因此政府很難處理風險，也很難找到專家去幫忙處理。
其中一種解決方案是由科學家來掃視風險，組成風險掃視委員會（risk screening），成員不只有科學家，還有來自公民社會和產業的代表，他們的工作基本上是依據事實鑑別可能發生的風險事件，評斷哪些風險是高估、誇大或是低估。此委員會齊聚分析哪些政府較未重視的風險事件，他們最常做的，是促成受到影響的團體之間的對話，因為通常系統性危機造成的影響有很多面向，因為環境風險會對政治系統造成衝擊、對交通系統造成影響，或是法律相關議題。我們必須找到對的人去解決，這群分析專家試圖確保一群「對」的人都被告知，他們能聚集在一起確認是否採取正確而適當的行動。
這些都是採自願性參與的方式，沒有強制性，很重要的是扮演諮詢的功能。提供公眾和政府和利害相關人了解風險分析，可以一起監督環境，類似的還有稽核委員會，針對能源系統或是永續系統，透過這些有趣的模式，可以讓這些擁有專業知識和能力的人，去做這方面的監督。
感謝：國立台灣大學社科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