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上戴著繫滿彩色絲帶的尖帽，肩上披著羊皮，一群男士兩兩排成一排，表情肅穆的一邊走著，一邊使勁前後晃動身體，讓背上背著的牛鈴發出響亮的聲音。這是巴斯克地區一處名叫伊圖倫（Ituren）的小鎮，每年一月豐收慶典開始前的傳統儀式，除了通知村民慶典即將展開，牛鈴的聲響也具有驅除惡運、保護牲口健康的用意。
主辦單位透過傳統儀式，宣布農民之路第七屆全球大會正式開始，也讓數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與會者，得以跨越語言與文化的隔閡，感受到這個古老民族的生命力。
巴斯克人 從土地長出來的生活文化
在巴斯克語中，特別把生產食物的人稱為「baserritarras」，和父親兩人一同在距離畢爾包車程不到半小時，一處名為Larrabetsu小鎮耕作的青年女農艾瑪亞解釋，這個詞和農民有些不同，同時代表了一種生活模式和哲學，對他們來說，生產行為和生活中的每個環節是牢牢相扣的。
用木頭和石頭打造的傳統家屋「baserri」，不只有居住空間，他們會將牲口養在屋子的一樓來保暖，另外還設有加工蘋果酒的設備、麵包爐、穀倉等空間。巴斯克人的傳統生活與社會規範，可說是以「baserri」家屋為中心而建立的。
對於傳統文化的堅持，使得鄉間許多上了年紀的農民，會擔心土地出租或出售之後，一旦落入投機客手上，會作為非農業用途。這樣的風氣，使得新農很難在鄉間找到土地。艾瑪亞因為來自農家，家中就有農地可以耕作，幸運的沒有這樣的問題，不過她對於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卻有些微詞。
共同農業政策(CAP) 為什麼農民不買單?
二戰過後，為了解決糧食供應短缺問題，1960年代歐盟制定了「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 CAP），透過政策補助，鼓勵農民生產，一方面也降低糧食價格。
1980年代，由於長期的補貼，不僅使得農產品產量過剩，農民為了追求高產量來獲得補貼，大量使用農藥化肥，更造成環境負擔，衍生許多問題。數十年間，共同農業政策進行了多次的調整，逐漸由過去獎勵生產的思維，轉變為鼓勵發展「農業多功能性」，意指農業不只是為了生產食物，同時也蘊含了保護環境、自然資源、保存農村景觀等多重價值。
歐盟於是轉而將補貼用於引導農民轉向友善耕作，維持農地農用，只要符合實施有機耕作、牧場不使用化肥、重視動物福利等條件，都可以領到程度不一的直接補貼金額。
艾瑪亞家族的農場，規模有1.5公頃，同時種植果樹和飼養家禽。他們目前申請了共同農業政策的補助，她解釋，這是一個五年的計畫，為此他們投資了9000歐元（艾瑪亞和父親的收入每個月共約1000歐元），打造新的溫室和灌溉系統，但歐盟規定她必須在五年後達到一定的產出，否則會收回補助。艾瑪亞認為，五年的時間放在經營農業的尺度來看，其實根本不算什麼，很可能沒辦法達到太顯著的成果，這樣的規定有些不切實際。
農民不得不舉債投資更多設施、增加生產規模，以達到歐盟設定的生產目標，艾瑪亞覺得，為了領取一點補助，卻要被綁在這樣的計畫中，她不是很開心。她認為，比起給農民錢，如何確保想務農的人能夠承租到土地，產品也有銷售管道，才是更重要的事情，例如當地有許多學校、醫院、老人安養機構等公共服務的團膳需求，都可以由小農來提供食物。
「但我們的政府只是去敲敲餐飲業者的門，這些業者也不可能向小農採買」，艾瑪亞無奈的說。2000年時，巴斯克自治區以衛生安全為由，對公立學校的食堂實施直接管理制度，由團膳業者統一供餐，漸漸的，學校關閉廚房，也無法繼續向社區中的農民、菜販、肉舖、漁民和麵包坊等生產者採買，原本的食材供需關係，被迫中斷。
自己餐盤自己選擇 孩子健康農業有希望
2016年，巴斯克的家長團體和糧食主權倡議組織，發起「自己的餐盤，自己選擇」行動，他們希望能實地瞭解孩子每天到底吃了什麼，要求政府應該重視學生的營養，也應該從飲食出發，讓孩子認識環境與文化，同時縮短食物里程。
改變午餐的採購模式，意義不只在於讓孩子吃得健康，艾瑪亞認為，如果地方政府可以媒合這些需要供餐的人和小農，就可以產生骨牌效應，提升就業率，增加農業從業人口，農民也可以保有農地。
不過，改變的腳步，仍然跟不上農地流失的速度。青農貝佑指出，CAP的對地補貼制度，讓持有農地面積越大的人，能夠領到越多錢，「這一點都不公平，這些持有大筆土地的人，本來就很有錢啦」，他舉例，甫於2014年以88歲高齡辭世的西班牙貴族阿爾巴公爵夫人(The Duchess Alba)，不僅坐擁數億歐元的資產，也是國內前五大的農地持有者，照樣能領到補貼。
事實上，農企業也早就看上這點，在農村大肆收購農地，艾瑪亞和貝佑遭遇的困境，更不只是存在於巴斯克地區或者西班牙的特例。農民之路ICC（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為農民之路核心領導組織，由10大區域分別推派代表組成）青年代表寶拉（Paula Gioia）指出，CAP依據土地面積來發放補貼，長期以來吸引了許多投機客，他們往往不是在地居民，而是從國內的其他區域，甚至跨國到鄉間購買農地，甚至連非農業部門的企業，也開始投資農地經營農企業。
寶拉目前在德國柏林務農，她以柏林為例，當地許多農地都是西德人前來投資，「他們在這裡賺了錢，收入卻沒有留在當地，也沒有繼續投資這個地方」，寶拉說。
CAP加速了農地集中化，分配不均的現象，農地價格被炒高，更讓青年很難有能力投入農業，「你買下一塊農地之後，你可能務農一輩子都還不完貸款」，寶拉說。根據統計，2013年歐盟27個成員國中，百分之三的大規模生產者，持有52.2%農地，但76.2%的小生產者，只持有11.2%農地。
「在這些大規模農場裡工作的人，他們被訓練重複進行單一的動作，下一個步驟，則交給另一批工人來做，這種工業化的生產方式，讓農企業裡的工人，跟土地失去連結」，寶拉無奈的說。
工業化生產壓境 小農逆境求生
我們到訪巴斯克的7月，正是小麥的收割期。原本寂靜的鄉間小路，不時有曳引機還有載送穀物的大卡車呼嘯而過，路旁一望無際的廣大農地上，依照地區氣候不同，種植的幾乎僅有小麥、向日葵、玉米等幾種作物，透過高度機械化的方式，壓低生產成本，不過也失去了田間作物的多樣性。相較採取生態農法的小型農場，耕作型態少量多樣化，機械化程度低，必須仰賴更多人力，耕作面積卻小得多。
寶拉指出，農民之路一向主張，CAP補貼應該要有不同的指標，不能只用面積作為唯一標準，例如實際在農場中務農的人數，也應該被列入指標之一。他們不斷串連各國的草根農民組織，試圖讓更多小農了解歐洲農業的困境，也進行倡議，今年5月，總算獲得階段性成果，歐洲議會正式發佈一份報告，提及農地分配不均、CAP導致農企業圈地情形日益嚴重確實是歐盟應該正視的問題。
今年也是CAP五年一度的調整期，寶拉指出，儘管對歐盟的協商和遊說是困難的事，但他們仍在持續，「在各國都有許多年輕人想要務農，特別是都市裡的年輕人，他們離開城市進到農村，希望從事不一樣的農業、生態友善的農業，我們要為他們創造機會。」
貝佑從來沒有申請過CAP補助，「你去看看巴斯克地區有拿補助的農場，他們買的都是同樣類型的溫室，同樣的灌溉系統。拿了補貼，你就會開始失去自主性」，他說。他也認為，CAP為了讓農民賺錢，促使農民增加生產規模，不過卻讓農業生產的多樣性漸漸消失，巴斯克傳統的「baserritarras」，生產規模雖小，卻有高度自主性，充滿生命力，也無需為了貸款壓力而煩惱，這才是他理想中的農業。
貝佑用了另外一個比喻，他提到巴斯克自治區的政府，雖然極力保存巴斯克語，不僅義務教育都是以巴斯克語來授課，在大學中，許多教授也努力以巴斯克語編寫出各學門的教材。但貝佑認為，官方所推動的語言，仍是以畢爾包大都會區所使用的腔調為主。
由於巴斯克地區是多山谷地型，早期每個村落因為地形封閉，不常和外界來往，儘管說的都是同一種語言，仍然演變出不同的方言，以捕魚為主的地區，就會衍生出漁人專有的語詞，牧羊人可能又會他們專屬的語彙。「我們應該努力維持各種多樣性」，在道別之前，貝佑堅定而溫柔的說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