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台遊覽車，在車水馬龍的台北市區停了下來，車上坐的是苗栗縣後龍鎮灣寶里和海寶里的農民，他們的表情，帶著憂慮。
年邁的長輩，拿著抗議手板走下車、熟練地分發抗爭布條。一位居民在自己的頭上，綁上寫有「立即停止」的黃布條，接著幫他的太太也綁上寫有「圈地惡法」的布條。這樣的日子，他們過了快3年。
這是居民第六次來到營建署反對後龍科技園區的開發。他們曾經到環保署抗議兩次、到行政院抗議三次。去年7月17日，甚至夜宿凱道。十二次的抗議不為別的，只為了留住家鄉的一畝田、保有他們引以為傲的，農民的身份。
喊著「我要春耕！不要抗爭！後龍科技，到此為止！」的口號，海寶里的居民紀阿嬤反諷地說：「政府！我們今天來到這裡，就是讓政府『庇蔭』才來到這裡啦！70歲了啦！政府要拆人家的房子、收人家的土地，那要叫百姓走去哪裡(怎麼活之意）？政府這些地要搶走，就像是拿農藥叫百姓喝下去死的意思！」
另一位老阿嬤，拄著拐杖和子女北上抗爭。她的女兒說：「雖然媽媽下田會跌倒，也不太能蹲，但她還是會偷偷到田裡去摘菜。」就這樣一個理由，無論如何也要「腳踏實地」的理由。
從2009年，我認識這群農民至今，看見的是許多花白了髮的長輩，不辭辛勞地從苗栗後龍來到首都，他們從拿鋤頭變成拿筆的人，他們，如同灣寶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洪箱的先生張木村所言：「這群農民的身分已經變了！政府讓農民變成抗爭者，一次一次走上街！」
不只居民在等，記者們也在等，等這個案子的最後答案。對一名總是在旁邊觀察社會運動事件的紀錄者來說，灣寶是五年多來，讓我最抱期待的案子。對它能夠獲得翻盤可能的信心，不是來自於大埔事件後吳敦義對農地政策的「忽然轉彎」，而是這裡的農民，展現了公民的典範。
這裡的居民清楚知道這塊土地的價值，知道自己不比政府官員低下、知道儘管不識字，也依然有說話的權利、知道幸福的價值選擇權操之在己。他們並且用草根的方式，展現了我們現在所談論的社區營造：不是農委會推的硬體的農村再生，而是揉和了，對於天、地、神的景仰，以及對自我價值的看重。
這具體展現在，他們對待每一位到灣寶去的外來者的態度，每年西瓜節時，盡情分享的無私。無私地給予必須建立在，清楚理解自己所獲得的，不只是自己的努力，還包括他人的協助，而他人不僅是人，對農民來講，更是天、地這些看不見的神靈。所以他們願意涓滴奉獻地蓋廟、重劃農路，所以徵收對於他們，不是剝奪財產權的問題，而是所謂依存。
正是這樣的一股動力，讓灣寶不同於去年一整年其他土地徵收案件，這裡的農民體現了「農夫」這項職業，對於土地的作用，傳遞土地它最原先的價值，所以，沒有以地易地與被分化的可能性。
台灣的農地，一直沒有被視為「糧食的母親」，而是被視為「都市的百寶袋」，無論農委會編訂了何種名目的「農地」，在農發條例第十條的漏洞下，就算是學者依科學條件認可、政府投資大筆金錢所規劃出的特定農業區，依然可能在「都市」的需求下，只要經主管機關認可(也就是農委會)，就可以送到區委會申請變更、請求開發許可；因此，更別說一般農業區。
農委會到底有沒有把關的能力？慘澹的例子歷歷在目：中科三期、中科四期…記得中科四期審查時，農委會代表在營建署義正嚴辭地發言，結果來開了三次會，就被調走了。這位代表在最後一次發言時很誠實地說「這大概是我最後一次針對這件案子說話。」而他直到國光石化案時才被調回來，但他在國光石化案再次仗義直言之後，再度離開了農委會。
2010年苗栗縣政府粗殘暴力的徵收手段，讓良田毀於一夕之間，更逼著朱馮敏老太太，飲農藥自盡。當時行政部門並沒有反省，行政院長吳敦義還說出：「朱老太太本來就有病！」終於引發社會反彈、在7月17日走上凱道抗議。這股社會壓力，讓行政院鬆口，不該徵收特定農業區，給了灣寶一線生機。
灣寶終於保留了。但不是基於農地應該被保留的原則，而是農民撼動了執政黨的威望、才促使行政部門做出政策指示。
正是政策指示，台灣的審議機制無時無刻會被行政指導，讓農民必須成為抗爭者。因為除非抗爭，否則無以逼卻中央做出指示。但我們要用什麼代價來換？一條大埔人命？台灣的國際形象？無盡的淚水與無法入眠？還是時時刻刻瀕近崩潰的心情？灣寶的保留，看似搶下了農地農用的灘頭堡，若只有隨時會變動的「政策指示」，農民恐怕還得再上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