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台灣」這句話，最近常常充滿了政治味，但是用來形容文魯彬卻是再適合也不過了，他常常到各地演講，傳遞環保的理念。1977年，文魯彬大學畢業後，來到台灣學習中文，在這裡他有種「被需要」的感覺，他的心從此留在台灣，為了要有一技之長，他回到美國念當時相當熱門的法律。1983年，文魯彬回到台灣擔任律師工作。
走進博仲律師事務所，只要稍微用點心就可以看到文魯彬對環境的關懷，在大廳旁的書架上，這些生態環保的書籍，是由他贊助出版社部分經費才得以印刷出版；在另外一個書架上，原住民的故事被編成中英文的繪本，其中英文的部分還是由他翻譯。因為小時候在農場成長的經驗，以及接觸大自然的生命記憶，生態保育的理念始終深植於文魯彬的心中，但是律師工作所接觸的企業，有些卻是破壞環境的兇手，在他的內心也充滿矛盾與衝突。
2002年底，文魯彬罹患癌症，醫生說他只有半年的時間，這是他人生重要轉折點，康復後，他與其他的合夥人達成共識，他只負責行政管理的工作，並且成立蠻野心足生態協會，以他自己擅長的法律投入環境保護的工作，在律師事務所二樓的一個小角落，是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的辦公室，雖然看起來不怎麼起眼，在環保界卻是舉足輕重，因為它填補了環保運動長期以來所欠缺的，從法律的層面來監督政府。
文魯彬有話直說的率直個性，為環保團體帶來些火花，不管是批判還是反省的聲音，多元的價值觀就是台灣社會的特色，而最重要的是，他認同這塊土地，也用具體的行動來愛台灣。
拍攝這個專題，我看到了法律人的謹慎。原本要拍攝一場文律師與同事開會的情形，我與攝影記者到蠻野，後來文律師跟我說，可不可以不要拍，因為他擔心可能有外面的人利用這東西攻擊他，雖然我一直跟他強調，我需要的只是他與同事討論的畫面，他們討論的內容是什麼，對我來說並不重要，後來達成共識，我們拍攝的時候不錄聲音，拍攝完成後，所有的影帶都會消磁，他才接受。隔幾天，要拍攝文律師拜會環保署，與他們開會討論的情形，事先也已經跟環保署打過招呼，也強調，只拍畫面，他們討論的內容對我來說不重要，在拍攝前一天，蠻野的子淩來電，說環保署的秘書打電話給她，與她溝通現場能不能不要收音，後來我與子淩討論後，決定不拍了，既然環保署也有所顧慮，那麼就不要讓他們有壓力，做採訪工作這麼久，我們非常尊重受訪者，受訪者也大多信任我們，我了解有些東西還在討論階段，一曝光可能胎死腹中，即使我對兩方面都強調我不會報導他們討論的內容，他們還是不放心，我只能單純的認為，這是法律人的天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