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朗的天氣，正是拜訪台北賓館的好時機，1901年建造完成的台北賓館，今年已經一百多歲了，即使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具有歐洲古典主義風格的台北賓館，還是非常迷人，每一次開放，都吸引上千名遊客造訪。
坐落在凱達格蘭大道上的台北賓館，是日治時期的總督官邸，長期以來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也是當年主要的權力核心位置。
建築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在冷硬的構造中，藏著一個個歷史故事。台北賓館的空間設計上，也反映了日本強烈的殖民優越感。1868年日本推動明治維新，崇尚歐洲文化，在建築工法上深受西方影響，像是希臘的雙柱、羅馬的拱圈，歐式的斜屋頂等等。
日本政府不光是模仿硬體建設，也嚮往歐洲貴族般的社交生活，台北賓館也擁有歐式大庭園和戶外陽台，經過歲月遞嬗，到了今天，台北賓館也還是擔負著公共社交的任務，成為歷屆元首招待外賓的最佳場所。
2003年進行修復的時候，建築師徐裕健才發現，接待來賓的應接室，在1990年代被改建為公共廁所，現在看來當然荒謬，但也反映了早期對待古蹟的態度，只把古蹟當成單純的空間運用，卻沒有思考它背後的文化精神。
早期缺少古蹟維護的思維下，對建築物的態度，也大多採取重新粉刷、上漆的做法，因此台北賓館許多華麗精緻的維多利亞風格，都被覆蓋在一道道的油漆中。
在整個古蹟修復計畫裡，最困難的決定，就是到底該回溯到哪個時間斷帶，哪些該留下？哪些又該捨去？往往是經過專家審議會議取得共識後，才能展開修復行動。
其實這並不是台北賓館第一次的整建，早在台北賓館落成後十年，就曾經因為白蟻入侵而進行大幅改建，那時候日本建築師在改建時，就把運用在橋梁設計上的鋼骨構造和鋼筋混凝土，運用在屋頂構件上，成為歷史中的一環。
而在這一次的整修裡，也把屋頂外觀像是魚鱗般服貼的石片瓦，重新修補回來，仔細一看就會發現，瓦片邊緣都是手工敲打出來的，現在這樣的手工技術越來越難找尋，也是古蹟在修復過程中經常遇到的困擾。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台大醫院舊館的修復，屋頂上的黑瓦，斑駁充滿歷史感，和現代技術燒製的黑瓦相比，很難再有這樣的質感。但是在商業競爭之下，想要找到傳統材料很困難，修復古蹟多年的建築師徐裕健認為，應該要建立古蹟修復的產業鏈，才能完整地傳承下歷史的記憶，也才能藉著瀏覽這些建築物，閱讀當代歷史。
台大醫院外觀有許多雕刻精美的洗石子紋飾，當年用來彰顯殖民國家的威權象徵之外，久了也會受到自然氣候的侵襲，逐漸老化、剝落。而屋頂漏水更是常態，如果不加以維護，情況將會越演越烈。
做古蹟修復就像是偵探，到處找尋線索，在修復過程中，解讀這些訊息符號，研究跟考據就是很重要的功課；做古蹟修復也像是醫生，必須要小心查證，找出病源，才能夠加以治療。
但不可忽略的是，費盡心力、修復完成的古蹟，後續的維護管理也很重要，這些往往來自生活裡的細節，稍不注意就會傷害到古蹟。負責補助的文建會就發現，國內修補的頻率和其他國家相比要來得高，追究原因，跟古蹟的維護管理很有關聯。
擁有古蹟的管理者，用什麼樣的心態來看待古蹟，關係著古蹟的未來，尤其古蹟修復的效果，有時候難免會和管理者的認知有所差距。
古蹟修復的難題，在年度預算上也是一道關卡，古蹟工程和一般工程最大的不同，是古蹟必須要經過嚴謹的考據，而有些已經消失的工法，需要研究出來才能施作，如果按照一般工程的時間去要求效率，對古蹟來說，反倒會是一種傷害。
全台灣有一千多處的歷史建物，政府每年編列大約四億元的預算，但各地有等待補助的古蹟這麼多，如果光靠補助，恐怕難以修復，古蹟學者李乾朗老師也提出不同的想法，他認為古蹟管理者對古蹟可以有更積極的作為，將營利所得拿來做為古蹟的維護經費，就能讓古蹟保存得以永續。
其實古蹟修復的問題，追根究底就是我們對待古蹟的態度，如果我們把古蹟當成重要的文化資產，自然在古蹟修復上會特別用心，會更細膩的對待它，在做每個動作之前，就會審慎思考，這樣做下去對古蹟會產生什麼影響。
一座座的古蹟，就是我們國家發展的立體歷史，有了這些文化做為根基，我們的內涵才能豐富又多元，也才會對自己所生長的土地，有更多的驕傲與認同。
側記
古蹟學者李乾朗老師舉了個很生活化的例子，他說古蹟修復，就像是茅草屋失火，一百個人排隊用水桶接水去救火，在傳遞過程中一定會有水花濺出，到第一百個人的時候，水一定雖然不滿，但至少還可以發揮效果，搶救歷史建築也是如此，每一代都會有濺出去的水，但如果其中第50個人，把水桶弄倒了或是丟掉了，第51個以後的人都不用拿水桶了，因為也沒有水了，茅草屋也就沒救了。這茅草屋也可以是我們對待古蹟的態度，脆弱一如茅草的古蹟，如果大家沒有迫切的危機感去面對古蹟保存，未來我們的古蹟文化可能就會逐漸失去原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