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我來到樹林，希望深刻地體驗生活，面對生命的本質，並從中學習它所要教我的事。我不希望到了生命結束時，才發現自己從未真正活過
~梭羅.湖濱散記

2005年我曾跟著促發森林保護運動的賴春標老師走進「扁柏神殿」，彼時台灣三次森林運動已經尾聲，民間團體抗爭結束，政策轉為全面不再侵擾天然林，馬告國家公園最終因為涉及原住民傳統領域而未能設立，賴老師的策略從抗爭轉為教育，希望延續培養一群保護珍貴天然林的種子。

跟著原住民獵人多次越過溪流、上下乾溝、山脊線，終於進入神殿的範圍。那次的經驗至今還像是夢境，仰望巨木森林，光線極少穿透，時間彷如靜止，似有古老的靈魂長居之境，言語難以形容的神聖感，可惜因為颱風成形，隊伍匆忙急撤，一直沒有再回去，一方面是這路線就算當時撒了麵包屑也無法再循跡而至，彷彿「南柯一夢」的樹洞入口已經關上，另方面不想再有人侵擾，只想讓神殿在心裡安住。一直到最近去日本屋久島巨木森林，竟有似曾相識的感覺，而那裡也歷經類似的大伐木到世界遺產保育的歷程。

世界上每個地方的森林都歷經了原始林、過度開發、逐步保育的歷程，大部分破壞與保育是循環發生，而更多地方森林已經完全消失，原始林因而相當珍貴，成為被謳歌、崇敬的壯麗存在。然而這種無人原始森林秘境的想像，並不存在，地球已經從「全新世」(Holocene)進入「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這種以最不易變動的岩層受到永久改變的跡證來做為地質年代的計時，往往以萬年計，科學家們從岩層發現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加速生產出來的新礦物或似礦物，包括在地層上堆積鋁、塑膠、混凝土，海灘上撿拾的石頭已經不是天然礦物，降雨裡面含有塑膠微粒、飛煙、放射性物質，如1951年核試驗的鈽已經進入地層沉積。甚至在地球孤懸八千萬年無人侵擾的紐西蘭，南北兩島演化出高度多樣特化的森林樣態，人們卻在紐西蘭以南約640公里的坎貝爾島上孤零零地長著的一棵北美雲杉的年輪層測得，放射性碳在1965年達到峰值，科學家傾向在這一年插入人類世地質年代起始的金釘子。

無人的自然已不存在，現世發生的災害也不再是天然災害。從汽車廢氣排放臭氧導致酸雨腐蝕樹葉；到為尋找替代能源而發展的生質能發電對燃料的需求，柴薪枝幹木料無法留在森林導致土壤貧瘠；或是人為引入外來種滿足某種特定的目的而影響原生種；又或是因為野生動物保育、又缺乏大型獵食者，過量的草食動物對森林產生生長的影響……，這些人類行為與自然系統複雜的連動關係，已經不只是出發立意是否良善所能簡單判決的。當然維持原始林的保護範圍面積越大越好是重要的，而大部分時候，保育的訴求要能成功，往往希望連結人的生活，以喚醒人與自然的關係，比如日本的里山精神、聯合國的森林系生態服務價值等，不免引發諸如：懷舊式回到前現代生活或是現代舒適生活的替代方案、人類中心主義還是生態中心主義的保育論戰。擺在眼前的選擇，應該不是莎翁名劇裡「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而是面對各種人與非人行動者緊密交纏的複雜系統，進行對話、採取行動、試誤調適。

面對人類世的森林，我們仍會謳歌由時間凝結而成的巨木森林之美，同時看見漫長但非永恆的成住壞空，其中有母樹護衛哺育小樹苗的生生不息，但不會浪漫地以為森林僅是被我觀賞的對象。我們會感傷殘餘的巨株斷根，撫觸年輪、反思經濟利益的短視與皆伐的人為破壞，但不會絕對地以為「斧斤不入山林」是最佳的保育策略。我們學習到孟子說的「斧斤以時入山林」，雖然強調智慧善用，但不停留在「材木不可勝用也」的認知，或是簡化地測量年輕森林還是原始林何者固碳效果較佳，而是林木終歸並非僅為我所用。

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是要進入森林，讓人背離森林留在城市並不是保育，但要能「見樹又見林」。就像梭羅因為進入森林、簡單地生活，而發展出環境倫理的保育運動；解開樹的秘密語言的彼得•渥雷本，是因為在擔任林務人員時，規劃骨灰樹葬區才從客戶的眼光看到不同的樹木觀；而同樣擔任林務官的李奧帕德說：「對於何謂自然資源保護論者，我讀到過很多定義，自己也寫過不少相關的論述。但我認為最好的定義不是用筆，而是用斧頭寫出來的。定義涉及的內容是：人在砍樹或在決定砍什麼樹時，心裡所想的是什麼。自然資源保護論者應該是這樣的人，當他每次揮舞斧頭時，他都謙卑地知道，自己正在大地的面孔上留下簽名」。

就說「走入森林」這件事吧，走路的行為已經是相較於開馬路、騎乘車輛都更輕微影響的行為，但是踐踏會導致植被消失或改變、步道加寬、步道沖蝕、捷徑或複線化、土壤壓緊化，導致土壤中沒有空氣與水，樹木的根系無法獲得營養也無法向下扎根，步道會改變山體水的流動，變成路面逕流，減少地下水的補注，這是「路是人走出來的」後果；另一種可能是為了滿足人安全、便利、舒適、好走，下雨天不會弄髒弄濕鞋子的需求，而過度工程化的步道，為了搬運外來材料開闢施工便道，在施工過程機具挖填對自然生態與人文歷史的擾動破壞更大，而在自然裡設置更多設施物，導致後續維護管理更多問題。

最極端的當然就是所謂為了觀賞樹冠層的「天空步道」，步道本身傷害了自然而成為人造觀賞的短期目標。再說在山野裡「露營」這件事，已經比蓋別墅、山屋簡單，但人們想像的是在沒有森林保護、綠草如茵的山坡人造露營區裡，帶著所有城市生活的舒適泡泡移動，還是獨自在森林間、沒有其他健行者的樹下紮營，這兩者的想像都失之偏頗，前者的荒謬顯而易見，後者的程度有時候並未少於前者，因為當人們想像獨自一人做的美好的事情，實際上超量過度的遊客進入，衍生出便溺垃圾、飲用水汙染、植群退化，甚至變成商業化埋鍋造飯常態紮營，對森林生態系統與人們的體驗的影響仍然相當大。人們為了尋找無人森林的想像秘境，便不斷地向原始林擴張，而此種靜謐想像越發不可得。

人類世的時代，我們應該謹慎思索的，不該是「完全控制自然」或是「完全不介入自然」，而是在兩者之間找到深刻而複雜的平衡。人和自然的關係，並不是一廂情願主張一棵樹都不要砍，森林就會恢復原始樣貌，而是面對人們生活的需求，應適度使用符合在地的方式經營。

智慧使用的關鍵字是「度」或說是「倫理」，度的衡量，需要理解系統的整體複雜關聯，智慧的基礎是科學的知識與物種換位思考的共感，而至今我還不確定自己是否拿捏得當智慧使用的度，隨著了解越多、經驗更多，戒慎的心情也越發強烈，因為每座森林都有獨特的環境生態系統，面對比人生命更長的尺度，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永遠保持謙卑之心去學習、去體會自然帶來的感受與氛圍，尋找減少對當地影響、符合當地生態的美學生活形式，採取適切的行動去修補。好比為了進入森林不減損生態，我們嘗試以手作步道的方式，讓大地的流水、樹根的生長維持原來的律動，學習在地文化先民的智慧行動，這裡面沒有神秘主義的魔法、也沒有立即見效的方案，永續並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議題，而是時時刻刻的行動。

最後改寫美國總統甘迺迪的名言作為對自己與讀者的叩問，在人類世的時代，「不要問森林為你做了什麼，要問你對森林做了什麼」，更重要的是，做為自然系統的一個成員，你可以為森林做什麼，能讓森林系統仍能持續對我們保有無私、無限的開放。

2018年年底，台大風險中心針對台灣民眾能源態度及認知的調查 ，顯示台灣有高達82%的民眾關心能源政策的發展，但有將近五成的民眾認為核電是台灣主要的發電方式，且並不清楚政府在2025年再生能源有超過20%的政策目標，這在在顯示台灣多數民眾對日常能源的使用認知有很大的誤解，同時，能源轉型的公民參與和政府發展再生能源的目標與進程上相比有很大的落差，凸顯出公民想要參與國家能源轉型，苦無管道或是相關資訊取得的無力。推動再生能源的生產和消費已是全世界的能源永續發展趨勢，也是台灣現階段的能源政策發展方向。

然而，再生能源的發展並非全然的正向，而亦有其對周遭環境的風險和影響，2017年台東知本光電開發案面積161公頃，是迄今全台灣最大型的地面型光電園區，因為鄰近國際鳥盟認定的重要野鳥棲地，又和卑南族卡大地布部落的傳統領域重疊，開發過程中引起不少爭議; 另一個場景來到政府欲發展漁電共生專區的台南七股。台南七股、將軍沿海一帶長年兼顧生態與生產的低密度養殖，養殖戶擔心漁電共生專區的設置，會帶來無法控制的污染和魚塭租金的調漲，讓維持多年的良好養殖模式一去不返，保育人士也擔心大面積光電板的設置會影響黑面琵鷺過境的棲地環境，從去年8月至今，6件漁電共生計畫申請皆因利害關係人之間，無法取得發展綠能、生態環保和公民參與的共識而全數退回，抗議也時有耳聞。

從台灣發展再生能源數十年的經驗來看，太陽光電亦或是其他再生能源的開發，因為資源和場域牽涉到地主、養殖漁民、保育團體、部落族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光電業者等等的權益和考量，因此在開發過程中若少了各利害關係人的積極參與，一意孤行發展再生能源的後果就是民怨四起，爭議與衝突不斷。不論是台東知本光電開發案中爭議的原民諮商權問題，或是七股漁電共生中未納入漁民生計的考量，都可以顯示出台灣在發展再生能源的路上，公民參與和溝通機制的缺乏。積極的參與除了正確地了解再生能源發展帶來的正面和負面影響和風險，也包含理解彼此的立場與利益，促成有效的溝通和理解。

全國大學生融入角色扮演  理解不同立場觀點

2019年5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產學與智財育成中心與企業合作舉辦全國大學生能源模擬會議，邀請全國大學生一同參與能源轉型路上的討論，試圖以各個利害關係人角色扮演的方式，在聯合國會議的框架下討論能源轉型、漁電共生與知本光電開發案三大主題，讓大學生透過融入角色的準備及會議中充分討論的過程，一方面對各項議題的決策過程有更深刻的認識，進而也認識到各個利害關係人的角色與衝突，最重要的是培養對彼此的同理心。

三天的會議針對這三大議題，學生們必須產出有共識的決議文件，並且將決議文件中的部分內容化作實際的行動方案，不同於以往由上而下，由主管機關或是再生能源業者透過一些說明會宣傳再生能源的好，一味地推廣，試圖說服大眾為什麼要做再生能源，讓很多本來應該被關注的問題少了充分的溝通和理解。透過這樣的平台，讓參與的人可以將他們對能源轉型的想像進行交流，主辦單位嘗試打造這樣的平台，希望各利害關係人能夠以平等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意見並產生共識，這未必是一個完美解決的方法，但至少在過程中可以更了解彼此的想法，過程中也邀請現實中的利害關係人們和學生交流，包括台南市經發局能源科的科長郭坤助、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秘書長李益鑫以及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洪申翰。

我自己本來是支持以核養綠的，也有去支援以核養綠的行動，所以這次在全國大學生能源模擬會議裡代表光電業者，跟我自己本身立場來說，其實衝突是滿大的，在過程中，我做(收集)了很多的資料(功課)以及跟夥伴在討論的時候，可以從不同的面向知道他們的心聲跟想法，努力的產出一份有共識的決議，而且我們在這裡討論的同時，綠黨發新聞稿說臺灣的再生能源發電量已經超過核能發電量，我覺得這真的是很令人感動的一件事，代表著我們現在在做的努力，而且國家也持續的朝這個方向努力。

--漁電共生委員會裡扮演光電業者代表 中原大學學生 沈侑德

 

在這個過程中體會到，今天一直堅持自己的意見，一直抓住對自己最有利的狀況來看，那永遠都得不出一個(對彼此)都最好的結果，何不將兩方的意見融合，然後得到一個雙方可以達到的共識。

--生態和諧委員會扮演卡大地布部落族人 高雄師範大學學生 蔡宜倫

我本來是支持台灣核能發展的，因為覺得台灣的再生能源發展還不夠支持用電需求，還需要核能支撐，但當我在會議中得知核四要重啟還需要40 年的時候，就覺得以核養綠是不可能的了，也在扮演角色的過程中更了解蘭嶼居民對抗核廢料貯存的歷程，更加覺得在無法解決核廢料處理的問題下，應該要往非核家園的方向前進。

--能源轉型委員會扮演蘭嶼地方性反核團體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生 蔡宗杭

在參與這個會議之前，對於很多團體他們所持的立場可能不是那麼清楚，但是經過會議和協商之後，就會發現說各個單位他們都有自己的擔憂和訴求，但非常不容易的事是，光是在模擬會議的時候就很難達到共識。那在實際上，現實生活的時候，他們必須花很多時間達成共識。透過這三天的會議，我是有感受到為什麼政府想要提倡綠能這麼難進行，因為要透過不斷不斷的協商，你可能要經過一段非常長的時間，才有辦法把各單位的訴求都被納入，真的做出一個對大家都有利的一個選擇，我體會到這真的是非常的困難。

--生態和諧委員會扮演光電業者代表 文藻外語大學學生 郭芳如

當我去查了些資料才發現說原來在能源轉型的推動過程中，縣市政府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我們現在要推動的能源轉型，已經不是過去那種台電找了土地之後就蓋了一個大電廠下去，我們現在要推動的是一個分散式的能源，是一個民眾都可以參與的能源，需要縣市政府的加入和配合，才可以去接觸到民眾，讓民眾可以去參與到能源轉型的過程，所以，縣市政府的態度非常重要。

--能源轉型委員會扮演台南市政府代表 台灣大學學生 黃毓庭

 

我這次拿到台電這個角色，其實不太知道該如何扮演，也不太清楚台電在台灣能源發展和轉型上的想法，感覺台電就是一個跟著政府政策執行和推動的角色，但在為角色做準備、查資料的時候，由此知道台電真的有在做很多事情。我最大的改變是知道原來在能源轉型裡面有這麼多的角色在裡面參與，但會議設計上當地居民的比例還是相對較少的，其實這也反映出目前台灣社會公民參與能源轉型的現況，其實是還有很大發展和參與空間的，我也更加理解每個角色還是從他的最大利益出發，但也因此在專注準備角色時，會更認識所面臨到的利益衝突、責任和困難是什麼。

--能源轉型委員會扮演台灣電力公司代表 台灣大學學生 李若慈 

學生們除了透過角色扮演培養同理心，也更認識不同角色之間的利益衝突和責任所在，更在產生共識的過程中面對到所扮演的角色在社會實際運作上會遇到的問題，像是體會到光電業者在面對現行法規面的不足所產生的無所適從，地方政府在推動光電產業時發現饋線鋪設不足時而卡關，原住民族人針對原基法21條所主張的諮商權該如何解讀及落實的疑惑，還有台電在供電、發電、輸配、售電各角色之間的資源分配困難，以及在面對轉型過程中為了增建電網、智慧電表與維持發電穩定度的高成本產生等難處，多數的學生不論扮演哪一個角色也都有提到，他們體會到為了要能夠有良好的溝通及取得共識，現實中所需的時間和平台都相對缺乏。

這場會議也凸顯了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陽光電發展的另一項特質：分散式的生產與消費能源選項，推翻了以往集中式能源生產的壟斷局面，也讓公民參與可以變得更加直接，在能源轉型的道路上面，再生能源的可分散式發電特質，使得再生能源成為一個很好的公民參與載體，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有機會自己發電，甚至將賣電收益回饋社區和自己所居住的環境。在過程中，也讓所有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居民可以把他們對於能源的想像投注在這個選項上面，更有機會去討論會影響住家附近建設的事情，但也更因為這樣子，我們需要更有耐心地讓所有人都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去理解再生能源對臺灣的未來是好是壞，像是它對於你所居住的環境、土地，或是對於未來回收循環有什麼好處？又有什麼衝擊？然後透過討論和協商，在還沒有建置之前，都有可以尋求折衷或是雙贏的空間。

如雨後春筍般的陽光屋頂與公民電廠，除了政策上的支持和輔導，更需要相應的能源轉型公民參與機制和學習平台配合，唯有不斷學習和全面瞭解它的好與風險，才能在發展、討論出相應完善的配套政策下，擁抱再生能源在台灣的發展。

1998年，為了撰寫採訪申請計畫，我開始搜集更多相關文史資料，發現可用資料及環境生態相關的研究十分的少，心想，要經營管理一座島嶼，如果對它了解有限，那所擬定的管理政策又是否可靠呢？

2000年間，太平島與東沙島的防衛任務從陸戰隊轉移給海巡署，防務性質由軍事守衛的國防要塞，轉換為海域治安、生態保育與人道救援為主。因此，當時的國防單位與海巡署採取較為開放的態度，適度核准媒體報導的申請，以彰顯駐守人員不只是換過制服而已。

從想像踏上實地  實地尋訪東沙與太平島

因此，2000年起，我們陸續獲准登上東沙島與太平島，這才逐一瞭解這兩座島嶼的基礎環境，以及正面臨的挑戰。發現我們一般人對於南海島嶼的想像，與實際狀況差距很大，於是開始規劃製作紀錄片，並進一步著手收集相關的歷史影音資料，希望全面性的呈現南海島嶼的全貌。

其中很特別的兩筆影像，一是1994年間，中山大學組織了一支近五十人的南海科學考察團隊，參與調查的邱文彥教授利用同行之便，所側拍的影片。他錄下國軍荷槍實彈驅離中國漁船，以及東沙島已消失的龍擺尾沙灘等景觀。另一筆是太平島陸戰隊戰士，在1999年間，錄製同袍間的生活花絮，以及對家人問候的家庭錄像。對於拼湊早期南海島嶼守軍的概況，以及生態環境樣貌相當重要。

隨著登島次數增多，我們就想更深入去探究島嶼的未來性，但卻令我們陷入兩難，在部分軍管的狀況下，能讓媒體拍攝的資訊，與我們想瞭解的部分，還是有一些差距。我們只好採取以時間換取空間的方式，在每一次的採訪任務結束之後，先推出新聞專題，持續累積更多影音資料，再製作紀錄片，把製作期拉長，以新聞專題養紀錄片的策略，也遇到幾個難題。

一片死寂的東沙海域  大規模建設的太平島

2000年，當我們大費周章，從台灣運輸潛水器材到東沙，第一次潛入潟湖內的珊瑚礁區時，被眼前的景象給嚇呆了，水下五到十米間來回搜尋，竟然找不到一株活的珊瑚，整個海域死寂、暗沉，珊瑚碎屑、斷枝綿延成片。當我浮出水面、久久無法按捺心中的憤怒與悲傷。事後，我們將東沙環礁，因聖嬰現象，造成珊瑚死亡，又遭受中國與越南漁民入侵領海，以毒電炸方式，嚴重破壞海洋資源的狀況，做成專題報導引起外界的重視，相關單位也著手規劃較大型巡防艇停靠，增強巡護能力。但如此一來，我們又擔心港灣工程是否會影響潟湖的自然生態環境？

而太平島也同樣為了加強運補能量，以及強化防衛實力，也需要闢建軍事基礎設施，但對於只有0.5平方公里的小島來說，任何工程均要仔細評估。其中最讓學者擔心的是太平島上最珍貴的，超過百年、二十公尺以上的海岸林，這是島嶼陸地涵養水文的命脈。

因爲南海局勢相當緊繃，採訪團隊每年提出的採訪計畫，也更加曲折。因為登島的交通、食宿、拍攝等後勤支援，需全部仰賴國防部與海巡署。經過幾番波折與延宕，東沙島的紀錄片『渡·東沙』，到了2006年才算階段性完成。

2018年，在海洋研究中心的協助下，再次製作一小時的『東沙二十』補上了之前不足的部分，另一部『太平島』紀錄片也拖到2017年才正式上映。南海兩座島嶼前後拍攝期長達十八年，可說是一場漫長的醞釀、折衝、等待與煎熬。

回頭來看，從2000年至2019年間，採訪製作團隊，累積了相當大量豐富的自然環境影音素材，尤其是周邊海域的水下環境變遷資料，除了可供製作新聞報導與紀錄片之外，還具有學術研究價值。當中還有海巡人員的執勤與生活面向的紀錄，其中幾位義務役海巡人員是自願上島服役，事後發現在島上的任務與生活，跟上島之前所獲得的資訊差距很大，而感到苦悶、後悔；但也有服自願役的士官，認為外島的薪水加給較多、儲蓄機率也比較高，況且小島環境單純、空氣新鮮，很希望能夠持續爭取到駐島的機會。

借鏡彈丸礁經驗 找尋小島出路

我們想呈現島嶼的多元面向，除了紀錄自然環境，也關照人性的喜怒哀樂。在這趟紀錄過程中，我們不斷辯證、釐清、沈澱，想找到兩座島嶼的出路與觀點。因此，特地與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人員，前往台灣宣稱擁有主權的「彈丸礁」（拉央拉央島），觀察、紀錄這座島嶼的生態環境與經營策略。

「彈丸礁」位於太平島南方，目前實際上是被馬來西亞所占領，而馬來西亞政府除了派軍駐守以外，還同時在島上經營高級休閒潛水度假村。我們參考「彈丸礁」的經營管理模式，東沙島與太平島也有一個共通的優勢，如果以南海爲範圍，規劃為南北海域的國際海洋生態研究中心，增強國際參與力道，以及規劃大型海洋保護區，降低周邊國家進行資源掠奪的正當性。

而東沙外環礁長期來就是香港潛水客的最愛之一，看到香港人在自己的國境海域潛水打魚，來去自如，台灣人卻無緣接近，心情很複雜。如果我們也能有效管理並進行輔導，還是有機會把外環礁規劃為遊艇休閒潛水旅遊的示範點。

【註：想更多了解拉央拉央島可以連結觀看2009年我們的島-再生‧海角樂園】
 

島嶼定位因人定義   拋開我執讓島自由

在冗長的紀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不同領域的人，對於這兩座島嶼的想像差異很大。所以，在進行後期製作的時候，就想把這差異性給擺進來。但必須要有一條軸線，把不同的議題討論給拉住。『渡·東沙』紀錄片是以不同的人想從東沙島上獲得他所想要的利益，或者，想把它推向自己認為對的方向，包括我自己也不例外。因此，以「超渡」的概念來詮釋這多元的需求。而配樂也以「心經」為主基調，強化「渡」與「執著」的對比，最後，以不要執著有，也不要執著無，放開人類主導的手，讓「東沙島」回到自己的自然輪迴。

在剪輯『太平島』紀錄片的時候，早期搜集的兩段影音資料幫了大忙。因爲太平島近百年來，曾先後歷經五個不同政權的爭奪。它就像一個不具主體性的奴隸，飽受不同主人輪番壓榨之後，還得不到喘息的機會。在如此沈重的歷史背景之下，兩段歷史影片適時穿插其中，就彷如翠綠林間的清涼海風般舒緩。

而另一方面，太平島是一座距離台灣最遙遠的小島，它曾經是南海中，最璀璨的一座自然瑰寶。近五十年來，還承載著國族榮辱的大責，目前更是南海國際軍事角力的前哨站。不過，台灣人對它所知有限，卻充滿著無限的想像，甚至索求。有人把它當作政治提款機，卻鮮少為它仗義執言。

每座島嶼自有它本來的生命脈動、自然循環、樣貌與價值。如果占有它的人類，就是要從中有所獲益的話，也需要降低對於島嶼環境的各種擾動。我認為，人類的慾望形塑了島嶼面貌，也牽動著海島生命的未來。大興土木，是為了占有，鋪陳未來掠奪的方便性，還是為了生態之永續？目前，我們擁有南海兩座島嶼的主權，但是否也同樣珍惜島嶼千百年來所孕育的生靈。如果，我們百般計較之後，只是占有了一座失去性靈的珊瑚礁島，那，大家所為何來？

你屬什麼生肖，今年流年運勢如何呢

你屬什麼生肖呢？每個人一出生，就注定跟一種動物連在一起，牠就像是生命的符碼，從命理的角度，好運壞運，跟生肖多多少少有關，只要翻開農民曆，可以看到上面寫著今日沖羊、沖鼠….，去算命批流年運勢，可能會說屬豬的今年犯太歲…...，就連婚喪喜慶都有生肖禁忌。

甚至我們遵奉傳統民俗，每年輪流由一種動物當作該年的代表，就像吉祥物一樣，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對待這些動物的方式又是如何？有多少人細細探究，所屬生肖牠們真實的命運，有沒有機會好好認識，這些一輩子跟你我有關的動物呢？

這些動物並不只是符碼，「我們的島」節目想從虛幻拉回真實，因此以4K高畫質拍攝「島嶼X十二獸」紀錄短片，呈現台灣現實版的十二生肖。

集體創意的展現，盡情揮灑風格

這十二部短片，每部約七到八分鐘，由不同的導演執導，有「我們的島」團隊成員，也有獨立製片，敘事與拍攝各有其風格，希望透過集體創作，展現紀錄片的另一種可行的模式。

像是家住金門的導演李開地，從自己父親與老牛的故事，帶出末代耕牛的歷史演變。而曾經拍攝許多海洋議題的導演周文欽，則選擇台灣海域可見的海洋生物﹣海龍，來呈現現代龍世界的面貌。另外鏡頭語言細膩的窩們工作室，則以原住民圖騰百步蛇的意象，對比人們對於蛇的崇敬與懼怕。還有一位劉啟稜導演，紀錄了居住在台灣的馬，從意氣風發的帥氣，到進入安養之家，日漸衰弱老去的淒涼。

「我們的島」製作團隊，則著重拍攝已久的石虎、蘭嶼小耳豬及台灣獼猴等生物，跳脫以往新聞專題的敘述與剪接手法，試圖用影像與現場，表達這些動物的處境，與人們之間的愛恨情仇。

認識牠，了解牠，關心牠…

關於十二生肖的由來，有太多的傳說，詳情早已不可考，但其中亦有對天地萬物共存的深層意涵，不論這些動物是否生於台灣，或是因為各種需求被運送來台，又或人們天馬行空的一種想像，這些動物都是我們的朋友，島嶼X十二獸闡述了牠們的故事，人們對待牠們的態度，以及共同生活在島嶼的樣貌。敬請期待，「我們的島」節目五月推出的島嶼X十二獸。

今年2月，在美國在台協會邀請下，詹姆貝克博士來到台灣舉辦了兩場演講，也參觀了台灣的焚化廠、資源回收場等設施，並且對台灣有播放音樂的垃圾車，以及全民高度參與的回收文化印象深刻，以下是我們的島記者本次專訪詹姆貝克博士的內容。

Q：您曾經統計過每年有高達800萬噸的塑膠垃圾流入海洋，非常龐大的數字，我們有可能嘗試把海中的垃圾清除嗎？或者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決問題？

J：我認為如何預防，是我比較關注的問題，畢竟每年還是有這麼大量的垃圾進到海中。不過我認為漁具是一定要清除的，因為漁具對海洋生物來說是致命的，而且體積很大，必須要提供漁民一些誘因，讓他們在漁季結束後，確實地把漁具帶回陸地上。至於分布在海中的許多微塑膠，要去收集它們實在是非常大的挑戰，畢竟地球有70%的面積都是海洋，所以我們還是把能量放在如何預防。

詹姆貝克博士也研發出一款名為「Marine Debris Tracker」的手機app軟體，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可以在手機上登錄自己在何時、何地，清除的海洋垃圾種類和數量，目前已經成功清除累積超過100萬件的海洋垃圾。

Q：要如何從設計端的改變，來達到廢棄物減量的效果？

J：我認為改變產品的設計，可以朝向更標準化的方向。為什麼塑膠的用途這麼廣泛，是因為它可以藉由不同的添加物，製造出不同的質地、顏色等等，但這也使得回收變得更加困難。比方說可以改用無毒的添加物，或者改變材料的顏色，這跟畫畫的道理相同，你一旦加入深色，你就沒辦法讓它再變成淺色。在製造塑膠材料時，如果能在顏色的選擇上更加標準化，就可以增加回收的經濟規模，也可以減少因為污染而無法回收的塑膠物品，應該要把每樣產品都設計到能夠完整回收。

例如：在美國已經有一些企業，成立了永續包材聯盟，我們持續在關注怎麼建立一些產品設計的標準。我常舉的一個例子，是在挪威的「製造者延伸責任」制度，企業必須向政府提出證明，他們有能力回收公司賣出的95% PET瓶，於是這又衍生出了新的公司，他們為這些企業提供達成回收率的解方，如果這些企業在設計商品時，能夠採取某些特定的方式來製造PET瓶，以免破壞了回收鏈，因為採取了這樣的措施，他們確實達成了這個回收率。

Q：您在關注塑膠廢棄物之外，也經常鼓勵女性投入科學研究工作，可以請您談談背後的原因？這和您本身的研究歷程有什麼樣的關聯？

J：關於塑膠廢棄物的這個議題，女性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在不少廢棄物所衍生的經濟活動中，女性就負擔了許多撿拾、收集的工作。在家庭中，女性也是很多事的決策者，包括採買、管理，甚至是家裡的廢棄物怎麼處理。在印度，我就曾經拜訪過一個婦女組成的合作社，他們教導民眾怎麼妥善的分類廢棄物，以及如何製作堆肥。很多的女性投入環境工作，也包括女性科學家。我認為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女性可以在這個議題上產生很多的正向影響。

這也包括我參與的eXXpedition（女力遠征隊），我和其他十三位同樣關注海洋廢棄物議題的女性一起橫渡北大西洋，團隊之中有人是藝術家，也有人是電影製片，我們都來自不同的領域，這是一個很棒的經驗，透過女性的力量，讓全世界一起來關注這個問題。

這趟旅程總共長28天，其中19天是航行在海上，我不是很有航海經驗的水手，出發之前也完全無法預料會發生什麼事，要在帆船上生活19天，而且要進行科學調查，是滿漫長的。我們一開始先測試如何採集樣本，沒想到天氣狀況卻很差，我們長達五天都沒辦法採到任何一個樣本，不過我們第一個成功採到的樣本，就是一小瓶微塑膠。 

Q：您這次在台灣也參觀了焚化廠、回收站等設施，和其他國家看到的資源回收處理有什麼不同之處？

J：我經常到世界各地做調查，在一些垃圾處理設施還不完善的國家，我也看到很多非正式的「垃圾經濟」，許多人在掩埋場、垃圾桶拾荒，這些經驗都讓我認為我們應該要建立更完善的廢棄物管理制度，因為數以百萬計的人是在毫無支援的狀況下以此為生，政府沒有投入資源，沒有建立完善的設施讓這些人能在好的條件下工作，也沒有任何的防護裝備和保險制度。

在台灣我看到這裡有非常多的回收活動，這裡的人們很努力的把各種東西分類，在回收場也可以看到有高達19種分類，我認為台灣的回收文化是很強的，人們對於回收有高度的參與性，很有條件朝著循環經濟的方向發展。

Q：中國宣布禁收洋垃圾之後，對全世界的回收產業鏈，有很大的影響，我們應該怎樣來看待中國新政策對全世界帶來的衝擊？

J：我們最新發表的研究，是想了解全世界的塑膠交易情形，研究進行的過程中，中國針對需要經過再利用處理的塑膠，頒布了進口禁令，這些廢棄物也因此流入馬來西亞、台灣、越南等地。遍尋全世界，很難找到能像過去的中國這樣，容納這麼大量體的地方，所以對我而言，這個訊息促使了我們必須開始思考，怎麼在國內做到更完善的回收。這也提供了一個契機，讓各個國家能夠一起合作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發現一直以來，大多數高所得的國家一直把塑膠廢棄物出口到中國，以及這個區域內的其他國家。我們必須合作，比方說重新思考塑膠材料的設計，這是修復整個系統的其中一個想法。

詹姆貝克博士在2018年所發布的最新研究也指出，在中國宣布禁收「洋垃圾」之後，已經改變了全世界塑膠廢棄物的回收產業鏈，許多高所得國家所產生的塑膠垃圾，轉往東南亞等國家，然而沒有一個國家能容納像中國這麼大的處理容量。詹姆貝克博士預估，到2030年為止，可能有1.11億噸的塑膠垃圾會因為中國的新政策而無處可去，她呼籲各國應該加強國內的回收率，也應該透過跨國合作，來共同制定治理塑膠垃圾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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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塑膠廢棄物以及海洋污染是全球性的問題，有非常多的NGO、學者都很關心這個議題，但也難免感到很無力，您怎麼在研究中持續保有熱情？

J：每一次當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一起討論這個問題，我就感到被鼓舞，不僅在聯合國的層次，或者一些比較區域型的會議，AESAN、APEC或者G7、G20，雖然這是個全球性的問題，我仍然抱持樂觀的態度，因為我們可以用各種在地化的方式來處理它。不管地方政府、企業甚至是公民，都可以在這個議題上做出一些改變，尤其是一些草根運動也不斷在發生。因為我所看到的，是在不同的層級都有人發起這些行動，大家也持續的進行，所以我還是認為，我們可以期待這些正向的效應將會減輕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