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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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從中國引水的消息占據各大媒體,引發兩岸政治口水。水是民生必需,也是觀光命脈,到底金門為什麼要從中國引水?現在金門人喝的又是什麼水?水都用到哪裡去?從中國廈門引水後,真的能解金門長久以來的渴嗎?

先天體質欠水的金門

對離島地區金門來說,少了廣大湖泊,綿長河流,原本就容易欠缺淡水資源。從2008年到2017年氣象局金門測站,年降雨量紀錄來看,年降雨量超過一千毫米的紀錄不多,雨水缺乏,再加上蒸發量又大過於降雨量的狀況下,更突顯出金門水資源先天條件上的不足。


氣象局歷年來金門測站的年降雨量紀錄,製表/我們的島

Q.金門人喝的是什麼水?

2016年時,政府公布一份「台灣東部區域及離島地區水資源經理計畫」,在計畫書可以看到金門的水資源結構,來自海水淡化廠、湖庫、地下水和農塘為主,其中最大宗的水源來自地下水,占了67%。


金門2014年水資源供應狀況,製表/有話好說。

1966年,金門縣政府成立自來水廠,初期以供應金城城區為主,之後擴大整合太湖、榮湖、紅山三個淨水場,現在金門自來水的普及率,高達九成以上。但是金門人最愛喝的還是地下井水。

Q.為什麼金門人不愛喝自來水?

住在青嶼陳阿媽要煮羊肉爐,生火後,放著家裡方便的自來水不用,還是跑到外頭去取水,為什麼呢?來聽聽陳阿媽怎麼說。

阿媽說湖庫水不乾淨,到底湖庫水發生什麼事? 我們來到金沙水庫的水源地,現場一頭頭的牛隻,跟居民喝的水有關係嗎?

金門湖庫靠近農牧區,庫池的藻類生長快速,呈現優養化或鹽化問題。而民眾認為消毒後的自來水口感不佳,有漂白水味道,多半自行買水飲用。

Q.一直抽地下水會有什麼問題?

金門縣政府在2012 年「金門地區地下水資源之管理與運用策略」的地下水觀測井資料,分析金門地區合理抽水量大約 2.38 萬噸 /日,但現在地下水的使用量大約 3.54 萬噸/日,每年超抽1萬噸的地下水,導致地下水位每年下降20公分,部分金門水井已有鹽化現象,如果下降趨勢持續成長,恐怕鹽化的現象更加嚴重。


金酒公司每天抽取地下水2千噸,釀製高粱酒,當水變成酒,一樣透明,售價卻是許多倍。

 

Q.用水量比一比,金門人的用水量是多少

從全台人均用水量來看,金門人對用水很節制,從2016年水利署統計的每人每日用水量來看,全台人均用水量275公升,金門人的人均用水不到200公升,全台22縣市人均用水倒數第一,(這也可能不包含水井或是其他用水),但是整體供水量持續上升,因此金門現在也推動節水措施。


金門的供水數量持續上升。資料來源/金門自來水廠,製表/有話好說

Q. 供水量增加了?為什麼?

這跟小三通有關嗎?我們從小三通的數據來看,近幾年雖然有起伏,但整體來說小三通遊客人次是成長的。觀光人數增加,相關產業自然也會隨之增闢,帶動對水的需求。


2001年開放小三通後遊客量雖有起伏,但整體來看仍呈現成長趨勢。製表/我們的島​​​​​

Q.以後都靠中國水嗎?

目前中國水源占金門用水的30%,按照經濟部的規劃,未來中國水的比例要降到金門實際需求的25%,想要確保自有供水率到75%,金門縣府在「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擴建既有的海淡廠,從每日2,000噸,提升到每日4,000噸,再來是辦理太湖與田埔水庫的浚渫和清淤土方,以及大小金門聯通管線恢復輸水能力等等。農業也鼓勵發展較為節水的噴灌或是滴灌等作法。水資源回收中心所回收的水,也能推廣鼓勵民眾用來澆灌。

通水之後呢?下一步的新三通

8月5日通水之後,金門縣長喊出後續的「通橋」、「通電」,開啟新三通政策,然而從之前博弈到小三通的旅遊,金門的水、電等基本條件,是否能足以應付?金門天然資源恢復的時間比不上耗竭的速度,金門的發展還要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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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種保育等級動物被降級 台灣獼猴引論戰

摘要
6月25日,林務局召開「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確認包括台灣獼猴外,另有七種動物如白鼻心、山羌、眼鏡蛇、龜殼花、雨傘節及短趾攀蜥;鳥類大田鷸,由保育野生動物的「應予保育等級」,降至一般野生動物。這八種動物的等級調降,台灣獼猴引發的爭議最大。這是由於此次會議前,曾多次傳出獼猴造成農損的事件。動保團體質疑林務局以獼猴數量超過30萬隻為由,將台灣獼猴除名,恐怕導致未來獼猴造成農損時,農民可直接捕捉、宰殺不需通報的狀況發生。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主任陳玉敏指出,全台獼猴數量說法不一,林務局從2000年至今都無更新、全面性的獼猴數量調查,加上獼猴族群狀況,在不同區域有極大差異,認為林務局以總量超過30萬隻作為調降依據,不夠謹慎,應重新考慮。

台灣獼猴吱吱黨創立者兼發言人林美吟認為,林務局所謂30萬隻的推估值,奠基於距今18年前的文獻,是以「森林面積」除以「獼猴密度」計算得出闊葉林、混淆林與針葉林型等三種林型的猴群數量,得出全台獼猴共有10,404群,接著再根據從前的調查研究,取一群猴群有25隻猴子為平均值,推論得出全台約有26萬至30萬隻台灣獼猴。
 

然而我們取得目前台灣五地較詳盡的調查資料,獼猴調查數量加總不過大約15000隻。--林美吟(吱吱黨發言人)

因此動保人士無法接受「獼猴數量穩定成長因而需要除名」的說法。對此林務局保育組長夏榮生回應,林務局本來就會定期針對保育名單進行檢討與調整,調整的評估因子,除了外界在意的物種族群量外,還包括物種野生族群分布、族群趨勢、分類地位、面臨威脅(棲地面積消失速率、被獵捕及利用的壓力)等相關指標進行綜合評估。
 

評估出來,獼猴或山羌都低於15分,不在列入保育的標準等級內。事實上,過去獼猴等級也從珍貴稀有類調降為應予保護,依據標準也相同。這次調整絕非因為農損衝突之故。         --夏榮生(林務局保育組長)   

林務局的評估準則,合不合理?曾參與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靈長類審定會議的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副教授吳海音表示,IUCN會先收集資訊,再召集各國學者共同開會。會中學者會提供GIS圖層、資料文獻等內容,接著再邀集物種專家,確認現有資料、資訊是否最新,以便對物種整體分布範圍有更確實,詳細的族群資料分布掌握,進一步確認有沒有現有族群數量估算、受威脅程度,乃至於20年內會增加多少比例,再去訂定保育名單。一般而言,多數國家對於保育動物的評估,也會參照這套標準。

 

但IUCN的做法,著重的是全球性的尺度,那樣的標準還會考量物種的廣泛分布等因子,因此在各個國家實際施行時,會有相對應的調整。  --吳海音(東華大學副教授)       

 

吳海音認為,林務局的評估標準,其實有抓到IUCN的精神,「但確實台灣對於動物的研究,有些做多,有些做少,全面研究的性質不多」,也導致這次獼猴調降,所倚賴的專家評估是否夠科學、準確的質疑。

「我們當然可以質疑,保育等級如果是在宣布族群狀態,那麼計較的就不應在於數量多或少。」吳海音說明,今天就算學者用某種被質疑不夠準確的標準去計算數量,但如果用同一標準持續監測,發現數量增加,這亦可代表族群的成長趨勢,「畢竟台灣的地理尺度與限制(中央山脈仍有許多未能精細調查之處),不可能掌握到百分之百的準確數字。因此數字的意義在於相對性,而非絕對性。」
 


資料來源:林務局    

針對數量進行辯論交鋒,重點在於近來人猴衝突越見頻繁,動保團體擔心調降後,獼猴可能因為農損問題而遭到不當獵捕。對此夏榮生回應,依照野保法第21條規定,無論保育類野生動物或一般野生動物,只要野生動物危害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水產養殖者,農人皆可進行處置。「當然,保育類會有一點差別,就是要在緊急情況下,且處置後需要通報。」但她認為,目前保育觀念已經提升,農人討厭獼猴並非討厭動物本身,而是在意農損,在一般情況下,不會隨意滋擾動物,且按正常流程,都會通報地方政府來進行處理。


  製表:我們的島

夏榮生坦言,因為人力物力關係,過去地方政府或中央主管機關,確實沒辦法很明確稽查並掌握農人是否有明確通報,無法排除有農人私下處置動物的情況。這突顯過往地方政府保育野生動物的方式,存有讓人無法信服的狀態。「儘管如此,調降了不代表林務局不管理,」夏榮生強調,一般野生動物無故被滋擾,一旦被檢舉,還是要處六至三十萬的罰鍰

夏榮生表示,對農人來說,當農損發生,可能不會管是不是保育動物,就是想要把猴子處理掉,「這也顯示,不想辦法兼顧農人利益,動物永遠會受害。」針對獼猴造成的農損問題,林務局近年已補助農民申請電圍網來進行防治,農民申請件數不斷增加,收成也從遭侵害的兩成,提升到九成之多。「而這項補助,不因獼猴的等級調降而有減損,甚至補助面積也從過去的1公頃放寬到0.2公頃,補助種植作物品項也從果樹拓展到葉菜類,甚至連資材也進行補助。」就是希望能降低人猴衝突。

吳海音認為,針對現在的衝突,大家可以嘗試思考,保育等級的宣布,在於讓大眾反省自己對這類動物等級的責任。近年國外的保育做法上,其實開始從純粹的物種保護、棲地保護,轉化到再野化的概念,她表示「像是里山的模式,開始去摸索,人如何與一些會危害、會討厭或害怕的動物共存。」

吳海音強調,人與動物間的衝突,沒有單一的解決方法。獼猴的爭議,突顯社會必須「重新了解猴子的狀況」,這也與台灣動物社會研究的訴求相呼應。

陳玉敏指出,從許多調查報告可見,人猴衝突未必是因為獼猴數量過多,而是不當或非法土地開發與作物種植。政府應積極面對非法林地使用問題,不應縱容非法使用土地的農民,以致遲遲無法建置通報系統,掌握猴群生態、農損程度與處理級別。

夏榮生說明,林務局前年起已在監測棲地裝設自動相機,希望搭配學者研究、巡山員定期回報,更明確掌握獼猴族群量。「一旦發現族群量有突然下降的情況,會機動調整。」而針對山羌、白鼻心這些過往被當成山產而有獵捕壓力的野生動物,也會加強稽查,一旦發現有商業獵捕情事發生,也會進行保育等級的調整獼猴。

台灣獼猴降級風波,也是我們重新檢視人猴之間的機會,從過去的野放到結紮,架設電網,看似做盡一切努力,但都是從人類利益出發,降級真能解決人猴衝突嗎?在眾家論戰聲中,能否看見人猴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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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林務局召開「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確認包括台灣獼猴外,另有七種動物如白鼻心、山羌、眼鏡蛇、龜殼花、雨傘節及短趾攀蜥;鳥類大田鷸,由保育野生動物的「應予保育等級」,降至一般野生動物。這八種動物的等級調降,台灣獼猴引發的爭議最大。這是由於此次會議前,曾多次傳出獼猴造成農損的事件。動保團體質疑林務局以獼猴數量超過30萬隻為由,將台灣獼猴除名,恐怕導致未來獼猴造成農損時,農民可直接捕捉、宰殺不需通報的狀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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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 胡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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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不走的環境難民 
專訪戴昌鳳教授談氣候變遷對台灣珊瑚礁的影響

 "1980年到1990年是我們經濟發展非常快速的時代,所以那個時候對海洋生態或是珊瑚礁造成的危害最為嚴重 "

人類的所作所為 長期衝擊珊瑚礁生態

戴昌鳳教授(以下簡稱戴):台灣珊瑚礁生態真正比較快速變遷是在1980到1990年,尤其1980到1985年之間變遷非常快速,這個時期絕大部分的衝擊來自人為破壞,包括棲地破壞,過度捕撈,潛水漁獵,甚至毒魚、電魚和炸魚等;即使在1985年已經成立了墾丁國家公園,這些破壞性漁業在墾丁海域還是很盛行,當初濱海公路的建設也沒有做好水土保持,大雨過後土石和泥沙就直接進入海底。民間的開發也很廣泛而快速,因此對海洋生態造成嚴重影響。1980年到1990年是我們台灣經濟發展非常快速的時代,社會大眾對於海洋的環境意識仍相當薄弱,因此經濟快速發展的代價就是導致海洋生態劇烈變遷。從1990年之後面臨的威脅大多是水質汙染和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珊瑚白化。

氣候變遷的影響是全面性,對珊瑚礁來說最主要的影響就是暖化,也就是水溫升高造成珊瑚白化。另外的影響就是酸化,但是酸化目前看起來還不是嚴重問題,至少這個影響目前仍不明顯。

 

 "真正大規模的白化是在1998年,那時候水溫大概比一般平均的水溫升高2到3度,而且持續二至三週,全台灣的珊瑚都受到影響”

1998聖嬰年氣候異常 全台珊瑚礁都遭殃 

:珊瑚白化的影響,最早期是在墾丁核三廠出水口,核三廠兩個機組倂聯運轉之後,溫排水導致出水口的水溫升高,引起珊瑚白化,而且每年持續在夏季發生,但是大都侷限在小範圍內,真正大規模的白化是在1998年,聖嬰現象讓海水溫度升高,那時候水溫大概比一般平均的水溫升高2到3度,全台灣的珊瑚都受到影響,尤其像東沙影響非常大。當然早期東沙有漁業,台灣漁船或大陸漁船、越南漁船都來作業,造成過度捕撈的現象,但真正造成它整個珊瑚礁生態系崩潰的是在1998年的珊瑚大白化。大白化之後整個潟湖裡面,好幾百平方公里的造礁珊瑚死亡,這也是促使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成立的原因。

東沙海域珊瑚礁,白化後的死亡情形。照片:柯金源
東沙海域珊瑚礁,白化後的死亡情形。照片:柯金源

墾丁珊瑚礁在1998年的大白化其實也很嚴重,當時從水表面到水深十幾公尺都可以看到白化現象,但是由於墾丁是比較開放的海域,外面有黑潮,還有內波湧升帶來的深海冷水具有冷卻效應,因此墾丁復原狀況比較好,後來大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珊瑚都復原了,珊瑚覆蓋率大概只減少了三分之一,因此受到的影響比較小。同樣1998年的水溫異常,當時也對綠島、蘭嶼的珊瑚礁造成大範圍白化,當時從水表面就可看到水深20、30公尺的珊瑚變白的情形,所幸綠島和蘭嶼也都是開放海域,因此後來珊瑚的恢復狀況相當好,珊瑚覆蓋率並沒有明顯減少。


共生藻離開後的珊瑚白化,無法再提供營養。照片:柯金源

共生藻出走珊瑚白化  若惡化海洋生態將瓦解

:正常的造礁珊瑚體內有很多共生藻。當共生藻行光合作用時就提供營養給珊瑚利用,並且經由珊瑚釋出給其他生物利用,例如珊瑚礁上許多無脊椎動物和魚類,都依賴珊瑚共生藻提供的食物資源維生,但是當珊瑚白化,也就是這些共生藻離開了珊瑚,珊瑚立即失去共生藻提供的能量來源,牠本身就很難存活下去,因為珊瑚有75-90%的能量是來自共生藻。珊瑚白化代表緊迫或生病狀態,會逐漸衰弱而死亡,當然也沒有多餘的能量可提供給其他生物利用,使得許多無脊椎動物和魚類,因缺乏食物而相繼逃離或死亡,接著整個珊瑚礁生態系就會崩潰。

澳洲大堡礁珊瑚大量白化,印尼、菲律賓也遭殃 

:其實不只大堡礁,在熱帶地區的珊瑚礁,近年來白化事件頻傳,而且愈來愈明顯,在2016跟2017 連續兩年的時間,大堡礁的珊瑚都面臨大量白化現象,現在的調查顯示,大堡礁北部的珊瑚大約有一半以上死亡,南部礁區的復原狀況其實還好,受到的影響較小。當全球普遍暖化、水溫升高之後,珊瑚大規模白化的現象就很難避免,尤其是熱帶地區的珊瑚礁原來就生長在高水溫環境,當水溫升高1或2度就可能會引起珊瑚白化和死亡,其實不只在澳洲大堡礁,在印尼、菲律賓和其他熱帶海域的珊瑚礁都面臨相似的問題。

在我們台灣,海水暖化對珊瑚礁的影響目前還沒那麼明顯,主要是因我們海域的緯度比較高,而且多數珊瑚礁區附近有週期性內波湧升的冷卻效應,比如說2008年、2012年以及2016年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發生的珊瑚大白化事件,對台灣珊瑚礁的影響比較輕微。

珊瑚地盤重新洗牌  耐高溫物種占優勢 

:在過去三十年到現在,台灣海域的珊瑚群聚結構的變化其實相當大,例如墾丁海域在三十年前大多是分枝狀珊瑚,也就是生長較快、造礁能力比較強的珊瑚占優勢,現在則大多是以造礁能力比較弱的葉片狀或團塊狀珊瑚占優勢,雖然部分地區珊瑚覆蓋率看起來還是一樣高,但是分枝狀的珊瑚比較少,造礁能力比較弱,長此以往對珊瑚礁的未來發展其實是相當不利的,因為當造礁能力降低了,珊瑚礁更脆弱,就更容易受到天災和人為活動的影響。

在東沙也是一樣,以前在潟湖裡面都是分枝狀的軸孔珊瑚,生長茂盛像森林一樣,後來白化死亡之後,現在長回來的大多是團塊狀或葉片狀的珊瑚,這些比較耐溫或是生長快但骨骼脆弱的珊瑚。對整體珊瑚礁來講,從過去造礁能力比較強的珊瑚占優勢,到現在造礁能力比較弱的珊瑚占優勢,雖然表面看起來珊瑚覆蓋率相當不錯,但長期來看珊瑚礁會越來越不健康。

而在北部,氣候變遷有不同的效應出現,由於水溫升高,一些原來只在南部生長的珊瑚種類,已開始在北部海域出現,也可以說是氣候變遷的一種正面效應。
 

"我們過去三十多年的研究,顯示台灣珊瑚礁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沉積物污染,另一個是污水排放。"


遭到污泥覆蓋的珊瑚,無法呼吸。照片:柯金源

人為開發加上颱風豪雨 土石流會讓海洋珊瑚無法呼吸 

:台灣珊瑚礁受到最長期且最大的影響,可說是來自土石流和陸地沖刷流下來的沉積物,所有陸地上的大規模開發,即便是在高山地區,引起的土石流最後都被輸送到海裡,在海底沉降下來,覆蓋珊瑚、造成珊瑚窒息死亡。在我們過去三十多年的研究,顯示台灣珊瑚礁面臨的沉積物污染是最嚴重的問題。

因為珊瑚是不會動的,固著生長在海底,當泥沙土石被沖刷入海以後,慢慢沈降下來,蓋在珊瑚表面,珊瑚就會窒息死亡。如果珊瑚礁長期受到沉積物影響,就會變得更脆弱,當颱風來襲時,無法抵擋巨浪衝擊,整個生態系可能就垮掉了。

污水排放入海 珊瑚礁面臨遊憩壓力

:台灣的珊瑚礁區幾乎都沒有足夠的污水處理設施,像是東北角和北部海岸,每逢周末假日,海岸都是滿滿的人,從事潛水和戲水的人很多,其實珊瑚礁受到的衝擊很大,可是整個北部和東北角海岸幾乎都沒有合適的污水處理設施。即使在墾丁地區,由於遊客量很多,每年都有幾百萬人,雖然有污水處理廠,但其實仍是不足的。

珊瑚礁區的污水排放是很嚴肅的問題,全台灣的珊瑚礁區,包括本島和各離島,只在墾丁國家公園的南灣和墾丁村落兩處有污水處理廠,這兩座污水處理廠還不是完全正常運作,例如上個月南灣污水處理廠的廢水就排放到海裡去,造成大片海域污染。其他地方則都沒有污水處理廠,這是個嚴重的問題。在世界許多保育較好的珊瑚礁區,污水都要做到三級處理,排出去的水是乾淨的,不含污染物質的水,這種設施在台灣地區幾乎都沒有。珊瑚礁區的污水排放與海藻大量生長、珊瑚疾病蔓延和白化都有密切關係,也會讓珊瑚礁變得更衰弱,因此是嚴肅的議題。


保護珊瑚礁,不吃色彩鮮艷的珊瑚礁魚類。照片:柯金源

我們可以在珊瑚礁保育上做什麼

:保護珊瑚礁我們立即可以做的,就是少吃珊瑚礁生物。不吃珊瑚礁魚類、軟體動物和甲殼類, 這些需求減少,漁業捕捉的壓力就會減少,珊瑚礁生態系就可能恢復健康。另外就是少製造垃圾,讓整個海域生態維持比較健康的狀態,或是積極參與淨海活動,清理珊瑚礁區的垃圾,或者是參與珊瑚礁監測活動,一般民眾都可以透過監測珊瑚的健康狀態,了解珊瑚礁面臨的問題,針對問題來改善珊瑚的健康,對珊瑚礁保護都是正面的作用。

針對沉積物污染,包括海岸和陸地上的開發案,都要做好水土保持,尤其在鄰近珊瑚礁地區,對於施工單位應該要有比較嚴格的要求,來解決水質污染的問題。臨海市鎮或村落有珊瑚礁的地區,污水處理設施應該儘快做好,尤其是遊客眾多的北部和東北角海岸、墾丁國家公園、小琉球和綠島,亟需設立完備的污水處理廠,避免污水直接排入海域,對海洋生態造成不利影響。
 

“台灣珊瑚礁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未來應該是可以慢慢變好的。”

 


每年農曆三四月是珊瑚產卵時期,如海裡下雪般的景緻,是海洋生物的大餐

 

台灣珊瑚礁的未來 樂觀期待 

:我對於台灣珊瑚礁的未來是抱持樂觀的期待,因為台灣四面環海又有黑潮流經,海洋環境的本質良好,種原也不是問題,只要把珊瑚礁環境照顧好,它就有很強的恢復能力。近年來民眾的海洋環境意識逐漸提升,對海洋的關心、對珊瑚礁的關心越來越廣受重視,從很多現象都可看到民眾的觀念在進步之中,因此我覺得珊瑚礁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回頭去看台灣珊瑚礁三十多年的變遷,大約在2000年前後可能是最壞的狀態,最近幾年已經有慢慢變好的跡象,未來朝好的方向發展應該是可以期待的。


新北瑞芳深澳電廠更新案,也引起各界對海洋生態和空污的關注。

在這個過程中,民眾海洋保育意識的覺醒其實扮演關鍵的力量。近年來民眾如果發現有破壞海洋生態或其他違規事件,都會主動檢舉,尤其是透過網路公共社群快速蔓延的力量,已經成為捍衛台灣海洋生態最寶貴、最重要的力量。我們期待政府單位儘快把海洋保育的相關事務落實做好,例如污水處理設施、海岸地區水土保持、漁業資源和不當漁法的管理、海洋保護區設立等,這些如果都能做好,我們的海洋生態和資源應該就會逐漸恢復至昔日的榮景!  因此,我對台灣珊瑚礁的未來是樂觀期待。

側記

聽著戴老師述說三十年前還是學生的他潛入海中時,看到體長超過一公尺的龍蝦密密麻麻的停在海底峽谷,宛如機場的停機坪,以及繁茂如森林的珊瑚礁,那一刻的畫面想必是他難以忘懷的景象,才會說起來時彷如昨日般的歷歷在目,眼神閃著笑意。然而這樣的景象,遺憾的是短短幾年間,竟都已不復見,讓戴昌鳳一度對台灣珊瑚礁的未來感到悲觀,在好幾年前的訪問時,難過的說台灣珊瑚礁有可能會消失,但在看到民眾海洋保育意識提升後,戴昌鳳看到了台灣珊瑚礁的希望,這回可是充滿樂觀,相信台灣珊瑚礁會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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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剛進入五月,連續的高溫就讓人大呼受不了,海底的珊瑚是否能承受呢?我們專訪台大海洋所戴昌鳳教授,一起來關心台灣珊瑚礁的現況,牠們是氣候變遷下的最前線難民,三十年來台灣珊瑚礁面臨那些環境壓力?再加上氣候變遷衝擊,牠們過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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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win Renn 專訪 -德國的能源轉型怎麼走(上) 

摘要
2022年德國計畫要跟核電說再見,並且從2005年的3%快速進展到2015年的33%,走在能源轉型的這條大路上,德國是怎麼做的?又如何促進公民的積極參與?處理傳統產業與再生能源之間的拉扯呢?公視我們的島專訪德國智庫國際前瞻永續研究院科學主任 Ortwin Renn,希望透過他山之石,作為台灣邁向能源轉型之路的方針。

Q1.  對德國來說,能源轉型其真實的含義是什麼?

德國能源轉型牽涉了三大關鍵策略:第一個策略是在2022年前逐步淘汰核電,這比台灣2025年非核家園的目標還提早三年。第二個策略是減少化石燃料的使用量,從現在占比的 80%,在2050年時將其占比降至20%。第三個策略是節能,希望在2050年時,將能源消費量較今削減40%以上。

Q2.在這三個目標之下,能源轉型對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是?    

在2011年福島核災過後,德國總理梅克爾成立了倫理委員會(譯按:德國安全能源供應倫理委員會(Ethics Commission on a Safe Energy Supply ),由許多利害相關者、科學家、企業、工會、教會及社會上相關的利害相關團體組成。倫理委員會做出對能源轉型計畫的建議跟結論後,能源轉型就開始被廣為討論及散播。在2011年,超過七成的德國民眾贊成能源轉型,如今支持的人數更已超過八成。但同時,也有很多人不滿能源轉型的執行策略,約有一半的人認為能源轉型的配套措施跟執行策略可以做得更好。

Q3.在能源轉型過程中會有些衍生性的影響,例如短期間碳排放量的增加,對電價的影響等,德國政府是如何評估這些衝擊的?

在逐步淘汰核能發電時,必須要有替代能源填補發電空缺,而最理想狀況是直接以再生能源替代。但因需基載電力以確保能源安全性下,無法全由再生能源替代,所以一部分核能發電的空缺是由燃煤發電所替代。也因為如此,德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從2011到2014年間略有增加, 但近期已幾乎維持不成長甚至呈現下降趨勢。

在過去五年間,再生能源的占比也從13%、14%上升到如今的27%到30%,增長了一倍。有了再生能源作為替代能源、減少了碳排量及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我相信我們正往對的方向前進。在德國,對於能源價格的上漲仍有很大的爭議,因絕對電價的上漲幅度有限,主要的爭議點在於上漲的價格在不同消費者間的負擔分配是否合理? 以能源密集產業來說,國家為了使產業可以維持競爭力,他們便免除負擔再生能源的附加費。低收入的用戶則認為,他們承擔了此額外成本,但大企業卻毋須負擔。這是一個牽涉到社會正義的問題,大企業毋需負擔能源轉型過程所增加的成本,但低收入家庭卻需增加額外支出。

然而能源轉型的過程必然牽涉到額外成本投入,但成本增加幅度雖未如有些研究所指稱需有巨幅增長。但此過程由於需購買設備、增加基礎建設的投資,定會增加短期間的支出,但中長期分析,此新增投資均是具有經濟效益的。 

 

Q4. 根據最近歐洲的一部紀錄片,看到德國因能源轉型過程導致八分之一的住戶面臨能源貧窮的情形,這數據是否正確?這過程中德國政府是如何確保民眾使用能源的權利?

「能源貧窮」是個在政治上頗為爭議的議題,但我認為,事實與認知是有出入的。根據調查大約7成的法國、德國人其實不知道他們付的電費,調查人員更進一步要求他們試著估算電費支出,猜測出來的數字卻與來自電力公司的數據相差甚遠。若一般民眾無法記得支出額度時,很難稱其為重大議題。但對於低收入戶而言,電費於其日常支出占比較顯著,且電價與其他生活品質感受有極多的關聯性,例如供暖支出、食物支出等。所以影響其生活感知的因素,不只是電價上升,而是人民因其他物價一起上升的感受,連帶提高了對電價上升的敏感度。

這個議題,其實跟是否有補償因電價上升而受損的低收入戶數比較有關,要設定補償的比例很困難,因為可能訪問民眾之後,會有超過兩成的人會聲稱自己需要因為電價上升而受補償,所以我不會太去強調這一點。然而,能源貧窮已經變成很重要的政治因素,也是目前有高比例的群眾不滿意德國能源轉型執行策略的原因之一,因其認為政府現行政策中,並未能有效去因應德國的能源貧窮議題。

Q5.在能源轉型過程中,如何創造公共參與的機制,幫助能源轉型真正的推動 ?

公共參與為能源轉型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若未能有充足的公共參與,能源轉型政策將無法有效推動。能源轉型的公共參與策略包含三個不同元素,第一個元素是,公共資訊跟教育計畫,讓大眾知道自己可以在能源轉型裡扮演什麼角色?例如:要如何改變消費模式,如何節省能源,或如何改變交通模式等等,目的是降低能源需求,卻不會犧牲生活的舒適度。能源轉型另外要面臨的一個挑戰是反彈效應(rebound effect),舉例來說汽車燃油效率提升,導致開車的燃料費用支出削減,反而導致更多人開車,增加能源消耗。雖然此因素乃因由上而下的影響所致,但現在有許多的非政府組織藉由舉辦公共對話,一方面向民眾說明相關資訊,另一方面也和民眾共同研擬可改變其消費模式的方法。

第二個元素是,我們試著藉由給人民組成的再生能源合作社,轉換能源供給設施的所有權。現在德國有好幾千個電力合作社,有很多風力和太陽能發電廠,都不是由大型電力公司所擁有,而是由鄰里擁有,因此不只接受度提高,也可以增加對能源轉型的認同感。所以當風機每轉一次,合作社成員的戶頭就可增加收入,創造了民眾對於再生能源親近感,以及再生能源的正面形象。以德國實際經驗而言,以合作社發展方式為主的再生能源計畫,公共接受度均遠較大型電業推動的再生能源計畫高出許多。

第三個元素則是,在於新增加的基礎設施時,如我們需要建置新的輸配電網,設置佔地甚廣的風力發電場,如果是要生質能廠或地熱發電廠,這就更需要讓公眾接受。就需要邀請社區團體跟建造者合作,看哪種再生能源是可行的,哪裡是最好的風力發電場址,要用什麼方式補償受到負面影響的民眾,試著與受到影響的民眾協力合作,發展出最好的計畫。這方式當然不見得均會奏效,有時是民眾不願意參與這樣的合作過程,有時是決策者不願意考量公眾的意見。但從採取此類協作方式的案例中,我們發現相當正面的效果,若再基礎建設推動,可有充分的公共參與,不僅可讓建設推動更為順利,有時反能共同研擬出更好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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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德國計畫要跟核電說再見,並且從2005年的3%快速進展到2015年的33%,走在能源轉型的這條大路上,德國是怎麼做的?又如何促進公民的積極參與?處理傳統產業與再生能源之間的拉扯呢?公視我們的島專訪德國智庫國際前瞻永續研究院科學主任 Ortwin Renn,希望透過他山之石,作為台灣邁向能源轉型之路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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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win Renn 專訪 -德國的能源轉型怎麼走(下) 

摘要
2022年德國計畫要跟核電說再見,並且從2005年的3%快速進展到2015年的33%,走在能源轉型的這條大路上,德國是怎麼做的?又如何促進公民的積極參與?處理傳統產業與再生能源之間的拉扯呢?公視我們的島訪德國智庫國際前瞻永續研究院科學主任 Ortwin Renn,希望透過他山之石,作為台灣邁向能源轉型之路的方針。

Q6.德國有許多的能源合作社投入再生能源的發展,主要驅動因子為何?而目前德國再生能源躉購制度的修正,是否會影響到能源合作社的發展?

德國爲推動再生能源發展,重要的關鍵是立法實施再生能源躉購制度,提供為期二十年的保證價格,那是很勇敢的一步。當然德國政府負擔這二十年的收購價格支出,也代表所有電力用戶也要負擔,因此衍生接受度的爭議。這幾年下來發現這是很成功的工具,甚至讓再生能源在市場上的比例大幅增加,因為所有民眾都知道這是最好的儲蓄方式。目前全球銀行儲蓄的利息極低,沒有銀行的投資組合可以像在屋頂設置太陽光電板提供二十年保障獲益。因此任何人只要有錢都能投資太陽能板在屋頂上,但隨著數量變多,管理難度也會增加。

另一個因素是太陽能板成本持續下降,故需要訂定適當的躉購費率反應此趨勢。德國政府利用「競標」制度來解決上述困境,競標制度仍有保證收購價格,但只有生產特定再生能源的人才能得標,參與者必須決定未來20年他們能夠接受的躉購費率,只有出價最便宜的人才能得到再生能源的標案。很多人質疑這樣模式會讓「合作社」制度毀壞,但這並沒有發生。過去三年我們看到很多合作社參與並贏得標案,所以並沒有像我們很多人在一開始以為會出現只有大型企業才能贏得標案的問題。我們看到也有其他國家採用類似模式,像是巴西就成功了,但法國卻沒有運作得很成功。所以這種競標制度也是好壞的經驗都有。

然而競標制度可使再生能源發展更具有效率,當太陽能板的設置量越來越多,此制度的效率更形重要,不能虛擲躉購支出。藉由競標制度,可確保較具有效率的太陽能與風力可優先進入市場,讓整體制度更具效率。競標制度推動初期,的確憂心其將造成電力合作社的龐大挑戰,特別是規模較小的計畫。但實證研究指出,大多數的電力合作社與此制度高度相容,且仍具有競爭力。目前我們蠻滿意這樣的制度修正成果。

 

Q7. 德國的太陽光電蓬勃發展之下,何時會改採用淨計量(Net Meetering)措施?

太陽能發電的另一個問題是,它被當成是一個銀行,民眾會把它當成存款的地方,民眾會在屋頂裝太陽能板賣電,因為有保證收購價格,因此會有大量不穩定的電力進入電力系統,導致負面衝擊。因為我們有優先調度次序(merit-order),指的是如果你是再生能源電力,可以被優先收購,因為有保證收購價格,就會盡量多賣一些,當大量再生能源電力進入現貨市場,價格就會下跌到0或甚至是負的,因為大家都想盡量賣電,這變成一個很荒謬的系統。

我們政府會說這不能永遠這樣繼續下去,如果你要使用自己的電力,你可以自由運用,但如果你要賣電,我們就要管制,因為如果放太多自發電力在市場上,因為是不穩定的,在沒有風或太陽的日子需要備用電力,如果有風又有太陽就會產生太多電力,變動太大那麼基礎設施會無法負荷,因此政府需要設定淨電網(net-grid)政策。

基本上是要確定再生能源的擴增不是為了個人目的,不會因為人們想賺錢而一直增加。這方面有很多爭議,如果是我會用另一種方式處理,但無論如何這種企圖是很好的,我們不可能對於擴增毫無限制。

Q8.  德國如何因應能源轉型過程中傳統電業、能源密集產業、煤炭業對能源轉型的抗拒? 

德國在1970年代就開始有反核聲浪出現,只是那時社會上爭議仍多,直到2011年福島核災過後,舉國包含企業、電廠、政府才真正同意核電已經回不去了。就算現在有人出來提倡核電,也不會有太多跟隨者了。再生能源開拓了一個新市場,因此能源密集產業願意投資在再生能源,而許多技術更新、再生能源技術人才等等對企業而言是個新機會,做得好就能成為市場的先鋒,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也促使德國投入能源轉型的行列。

第二點是煤礦產業也漸漸因應氣候變遷趨勢而改變策略,他們在意的是轉型的“時間點”,他們覺得現行的德國能源轉型政策太過有野心,煤炭產業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轉型,再來是如果當地是煤礦產地,擁有帶動區域經濟的價值,所以重要的議題是,如果政府能輔導當地找到新的經濟發展方向,讓他們有新的經濟展望,有其他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社區甚至煤礦產業便會同意轉型。

有些電力公司因為核廢處理費用已經瀕臨破產邊緣,他們成立新的公司,發展新技術以圖在新市場求得生存,對他們來說情況很艱峻,但沒有一家電力公司公開表示能源轉型是錯誤的決定,他們只會抱怨他們怎麼被對待,但他們也覺得放棄核能是正確的。所以這看來是整個德國社會的共識,問題只是如何達到這個目標。

Q9.  臺灣接下來邁入急速的能源轉型過程,依據德國的經驗,對於臺灣有何建議? 

如果要從德國的經驗來看,有三件事我們學到,可能對你們想做的事會有所影響。第一點是你們需要有健全的社會正當性(Legitimacy)作為基礎,倫理委員會是很好的運作方式,可以讓所有社會成員支持能源轉型。這是一個開端,台灣已經有明確的目標,但還是有很多反對勢力,對這個目標很多人不相信能夠達成此目標。所以若可有類似倫理委員會的組織,邀請重要利害相關人參與其中,指出能源轉型是極具可行性與必要性,臺灣社會可在毋須犧牲經濟發展下達到此目標,可向社會大眾傳達明確的訊息。臺灣可由中研院來籌組此類的倫理委員會,強調其獨立性以及專業性,當然成員不能僅有科學家,亦須包括其他重要利害相關人。

第二點是德國政府成立了稽核委員會(Monitoring committee),只有四個成員,不是很大的組織,四位很好的專家教授,監督每年的目標是否有達成,以及如何改善沒達成的部分。這個監督委員會有權召開公聽會,不管是利害相關人或是參與者,都可以了解有哪些障礙?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這也要是獨立運作的單位,可以對政府提出建議,哪裡還需要修正。

第三個重要課題是要讓能源轉型盡其可能具有兼容性(inclusiveness)。包括一開始提到的三個層次的公民參與,第一層是每個城鎮和社區,組成學習小組來學習如何面對能源轉型,包括消費、交通以及其餘消耗能源的行為,如何有助於納入能源轉型。第二是思考新型態的經濟組織,像是市民聯盟、聯合會、合作社,不管是那種台灣法律認可的組織。某些再生能源設備的所有權,可以轉移到這些在地社區或在地人,這在德國運作得非常成功,在丹麥也非常成功。

 

 

第三點是如果我們轉到基礎建設或是法規,關於我們要減多少煤,要付出多少代價,得靠集體的決策,需要採用審議式的公眾參與程序,也要納入產業代表,以德國為例則會納入工會,一起規劃轉型。我不喜歡用「淘汰」(phase out)一 詞來描述轉型的過程,而是用「轉換」(conversion)較為恰當,我們要將整個以碳為基礎經濟,轉換到以再生能源為主的經濟。這樣的轉換,意味著原本的勞工會轉換工作,有些產業要更新或被取代,但長期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這種新的經濟型態是有很多優勢的,成功能源轉型就減少對外來能源的依賴,面臨政治事件比較不怕受衝擊、更加可靠。 

但過程中需要納入很多聲音,包括在地人,還有主要的參與者,確保他們能在這個架構下接受與適應轉型。

這三個因素對於能源轉型是很重要的,要先組成一個委員會,可以形塑社會對能源轉型的整體態度,獲得廣泛的共識。進而設置一個獨立的稽核委員會,以及兼容性的治理架構(inclusive governance)。

  

Q10. 若是能源消費習慣不改,臺灣會有遭逢哪些風險?

關於能源消耗,現在我們面臨的,是科學家所說的反彈效應,當能源技術進步,提供的服務就變得越便宜、越有效率,於是越多人消費在能源密集的產品上,需要更多的能源服務。此舉就會導致原本預期藉由能源效率提升可節省的能源耗用量,被新增加的能源服務需求所抵消。在低度開發國家,本身因為能源的匱乏,所以在可享有能源服務時就不會想節約能源;在已開發國家,理論上來說,因為享有充分能源服務,理當不會因能源服務成本的降低,導致增加更多的能源密集的消費行為。但在德國,車輛變得更有效率後,導致的結果是民眾更常開車。建築隔熱提升,但住戶調高供暖溫度,無法達到節約效果。

如果我們能讓人們覺醒到,節能不是為了要讓他們消耗更多能源,而是要讓他們維持很好的舒適度,但使用更少的能源,人們就會重新思考我們所追求的服務是不是真正必須的。例如房子,在台灣應該也一樣,有80%的私人住宅大概有80%的時間是無人使用的,但我們還是會整間開暖氣或冷氣,這並不合理,所以我們要做的是當沒人在的地方,我們不要浪費能源。汽車也是一樣,汽車有80%以上的時間是未被使用,所以共享汽車是很合理的選擇,因為多數時候汽車是閒置的,無人使用。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可以節省能源,而不必放棄舒適或人類需求的滿足。

 

 

Q11.  哪些是全球即將面臨的風險議題?德國政府採用何種風險治理模式因應此系統風險?

社會現在面臨的是系統風險(systematic risk),系統風險本質具有跨域性(transboundary),甚至是全球性的。第二個則是非線性,是我們過了一個臨界點,危機可能開始失速而無法管理。第三個則是因其具有複雜性,導致我們無法採用科學方法掌握驅動因子與結果間的因果關聯。

系統風險出現在各層面,不只是生態上的,還有經濟和社會上的。在生態環境面向上,面臨最大的危機是全球氣候變遷,有很多證據顯示已經發生,也許發生得比我們想像的快,但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衝擊會產生的風險。另外一個生態危機是生物多樣性的消失和空氣污染,但我們了解的較為透徹,但其同樣具有全球跨域性與非線性的影響。

若就全球氣候變遷進行討論,這方面我們比較難去處理,因為真的是全球性的問題,而且在成本和典型的後果之間有很多複雜的效果,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非線性的系統,我們不知道系統何時會失靈,或是有很多系統會崩潰。再來談到經濟面向,最嚴厲的危機是金融體系崩毀,以2008年金融海嘯為例,我們看到的是所有事情都串在一起形成骨牌效應。我們不知道2008年真正發生什麼事,唯一能確定的是用資本工具形塑的氣球效應,總有一天還會再爆炸,讓整個金融體系再次面臨危機,影響到很多人。

至於在社會面向的風險,則是貧富差距拉大,以及階級社會之間的流動停滯加劇,形成社會公義和平等方面的落差也逐漸加大。資源分配在有錢和貧窮人口之間的也不平等,這現象不只在單一國家內部出現,在國家與國家之間也有。我們可發現全球中高階層所得每年逐漸增加,但貧窮階級處境雖有改善,但幅度遠低中高階級,導致差距變大,致使社會不滿(dissatisfaction)。因此對於社會凝聚力的壓力增長,導致貧窮驅動的移民潮。且由於社會不平等的不滿,導致恐怖主義事件的發生,基本教義派的興起,因此衍生許多政治風險。

我認為所有政府都面臨系統性風險,我絕不會說德國政府比其他好,我們常透過風險分析讓政府有所警覺,提醒他們必須做些事來處理,他們常低估了風險,因為他們常看不見後果,而當看見時就為時已晚了。因此政府很難處理風險,也很難找到專家去幫忙處理。

其中一種解決方案是由科學家來掃視風險,組成風險掃視委員會(risk screening),成員不只有科學家,還有來自公民社會和產業的代表,他們的工作基本上是依據事實鑑別可能發生的風險事件,評斷哪些風險是高估、誇大或是低估。此委員會齊聚分析哪些政府較未重視的風險事件,他們最常做的,是促成受到影響的團體之間的對話,因為通常系統性危機造成的影響有很多面向,因為環境風險會對政治系統造成衝擊、對交通系統造成影響,或是法律相關議題。我們必須找到對的人去解決,這群分析專家試圖確保一群「對」的人都被告知,他們能聚集在一起確認是否採取正確而適當的行動。

這些都是採自願性參與的方式,沒有強制性,很重要的是扮演諮詢的功能。提供公眾和政府和利害相關人了解風險分析,可以一起監督環境,類似的還有稽核委員會,針對能源系統或是永續系統,透過這些有趣的模式,可以讓這些擁有專業知識和能力的人,去做這方面的監督。 

 

 

感謝:國立台灣大學社科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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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能源轉型, 公民電廠, 電力革命, 風險分析

2022年德國計畫要跟核電說再見,並且從2005年的3%快速進展到2015年的33%,走在能源轉型的這條大路上,德國是怎麼做的?又如何促進公民的積極參與?處理傳統產業與再生能源之間的拉扯呢?公視我們的島訪德國智庫國際前瞻永續研究院科學主任 Ortwin Renn,希望透過他山之石,作為台灣邁向能源轉型之路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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