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之路2017全球大會觀察筆記(二)

 

農民之路2017全球大會觀察筆記(二)

歐盟共同農業政策  為何助長了農企業圈地? 

文/攝影 陳寧

頭上戴著繫滿彩色絲帶的尖帽,肩上披著羊皮,一群男士兩兩排成一排,表情肅穆的一邊走著,一邊使勁前後晃動身體,讓背上背著的牛鈴發出響亮的聲音。這是巴斯克地區一處名叫伊圖倫(Ituren)的小鎮,每年一月豐收慶典開始前的傳統儀式,除了通知村民慶典即將展開,牛鈴的聲響也具有驅除惡運、保護牲口健康的用意。

主辦單位透過傳統儀式,宣布農民之路第七屆全球大會正式開始,也讓數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與會者,得以跨越語言與文化的隔閡,感受到這個古老民族的生命力。

巴斯克人 從土地長出來的生活文化

在巴斯克語中,特別把生產食物的人稱為「baserritarras」,和父親兩人一同在距離畢爾包車程不到半小時,一處名為Larrabetsu小鎮耕作的青年女農艾瑪亞解釋,這個詞和農民有些不同,同時代表了一種生活模式和哲學,對他們來說,生產行為和生活中的每個環節是牢牢相扣的。

用木頭和石頭打造的傳統家屋「baserri」,不只有居住空間,他們會將牲口養在屋子的一樓來保暖,另外還設有加工蘋果酒的設備、麵包爐、穀倉等空間。巴斯克人的傳統生活與社會規範,可說是以「baserri」家屋為中心而建立的。


對於傳統文化的堅持,使得鄉間許多上了年紀的農民,會擔心土地出租或出售之後,一旦落入投機客手上,會作為非農業用途。這樣的風氣,使得新農很難在鄉間找到土地。艾瑪亞因為來自農家,家中就有農地可以耕作,幸運的沒有這樣的問題,不過她對於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卻有些微詞。

共同農業政策(CAP)  為什麼農民不買單?

二戰過後,為了解決糧食供應短缺問題,1960年代歐盟制定了「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 CAP),透過政策補助,鼓勵農民生產,一方面也降低糧食價格。

1980年代,由於長期的補貼,不僅使得農產品產量過剩,農民為了追求高產量來獲得補貼,大量使用農藥化肥,更造成環境負擔,衍生許多問題。數十年間,共同農業政策進行了多次的調整,逐漸由過去獎勵生產的思維,轉變為鼓勵發展「農業多功能性」,意指農業不只是為了生產食物,同時也蘊含了保護環境、自然資源、保存農村景觀等多重價值。

歐盟於是轉而將補貼用於引導農民轉向友善耕作,維持農地農用,只要符合實施有機耕作、牧場不使用化肥、重視動物福利等條件,都可以領到程度不一的直接補貼金額。

艾瑪亞家族的農場,規模有1.5公頃,同時種植果樹和飼養家禽。他們目前申請了共同農業政策的補助,她解釋,這是一個五年的計畫,為此他們投資了9000歐元(艾瑪亞和父親的收入每個月共約1000歐元),打造新的溫室和灌溉系統,但歐盟規定她必須在五年後達到一定的產出,否則會收回補助。艾瑪亞認為,五年的時間放在經營農業的尺度來看,其實根本不算什麼,很可能沒辦法達到太顯著的成果,這樣的規定有些不切實際。

農民不得不舉債投資更多設施、增加生產規模,以達到歐盟設定的生產目標,艾瑪亞覺得,為了領取一點補助,卻要被綁在這樣的計畫中,她不是很開心。她認為,比起給農民錢,如何確保想務農的人能夠承租到土地,產品也有銷售管道,才是更重要的事情,例如當地有許多學校、醫院、老人安養機構等公共服務的團膳需求,都可以由小農來提供食物。

「但我們的政府只是去敲敲餐飲業者的門,這些業者也不可能向小農採買」,艾瑪亞無奈的說。2000年時,巴斯克自治區以衛生安全為由,對公立學校的食堂實施直接管理制度,由團膳業者統一供餐,漸漸的,學校關閉廚房,也無法繼續向社區中的農民、菜販、肉舖、漁民和麵包坊等生產者採買,原本的食材供需關係,被迫中斷。

自己餐盤自己選擇 孩子健康農業有希望 

2016年,巴斯克的家長團體和糧食主權倡議組織,發起「自己的餐盤,自己選擇」行動,他們希望能實地瞭解孩子每天到底吃了什麼,要求政府應該重視學生的營養,也應該從飲食出發,讓孩子認識環境與文化,同時縮短食物里程。

改變午餐的採購模式,意義不只在於讓孩子吃得健康,艾瑪亞認為,如果地方政府可以媒合這些需要供餐的人和小農,就可以產生骨牌效應,提升就業率,增加農業從業人口,農民也可以保有農地。

不過,改變的腳步,仍然跟不上農地流失的速度。青農貝佑指出,CAP的對地補貼制度,讓持有農地面積越大的人,能夠領到越多錢,「這一點都不公平,這些持有大筆土地的人,本來就很有錢啦」,他舉例,甫於2014年以88歲高齡辭世的西班牙貴族阿爾巴公爵夫人(The Duchess Alba),不僅坐擁數億歐元的資產,也是國內前五大的農地持有者,照樣能領到補貼。

事實上,農企業也早就看上這點,在農村大肆收購農地,艾瑪亞和貝佑遭遇的困境,更不只是存在於巴斯克地區或者西班牙的特例。農民之路ICC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為農民之路核心領導組織,由10大區域分別推派代表組成)青年代表寶拉(Paula Gioia)指出,CAP依據土地面積來發放補貼,長期以來吸引了許多投機客,他們往往不是在地居民,而是從國內的其他區域,甚至跨國到鄉間購買農地,甚至連非農業部門的企業,也開始投資農地經營農企業。

寶拉目前在德國柏林務農,她以柏林為例,當地許多農地都是西德人前來投資,「他們在這裡賺了錢,收入卻沒有留在當地,也沒有繼續投資這個地方」,寶拉說。

CAP加速了農地集中化,分配不均的現象,農地價格被炒高,更讓青年很難有能力投入農業,「你買下一塊農地之後,你可能務農一輩子都還不完貸款」,寶拉說。根據統計,2013年歐盟27個成員國中,百分之三的大規模生產者,持有52.2%農地,但76.2%的小生產者,只持有11.2%農地。

「在這些大規模農場裡工作的人,他們被訓練重複進行單一的動作,下一個步驟,則交給另一批工人來做,這種工業化的生產方式,讓農企業裡的工人,跟土地失去連結」,寶拉無奈的說。

工業化生產壓境 小農逆境求生 

我們到訪巴斯克的7月,正是小麥的收割期。原本寂靜的鄉間小路,不時有曳引機還有載送穀物的大卡車呼嘯而過,路旁一望無際的廣大農地上,依照地區氣候不同,種植的幾乎僅有小麥、向日葵、玉米等幾種作物,透過高度機械化的方式,壓低生產成本,不過也失去了田間作物的多樣性。相較採取生態農法的小型農場,耕作型態少量多樣化,機械化程度低,必須仰賴更多人力,耕作面積卻小得多。

寶拉指出,農民之路一向主張,CAP補貼應該要有不同的指標,不能只用面積作為唯一標準,例如實際在農場中務農的人數,也應該被列入指標之一。他們不斷串連各國的草根農民組織,試圖讓更多小農了解歐洲農業的困境,也進行倡議,今年5月,總算獲得階段性成果,歐洲議會正式發佈一份報告,提及農地分配不均、CAP導致農企業圈地情形日益嚴重確實是歐盟應該正視的問題。

今年也是CAP五年一度的調整期,寶拉指出,儘管對歐盟的協商和遊說是困難的事,但他們仍在持續,「在各國都有許多年輕人想要務農,特別是都市裡的年輕人,他們離開城市進到農村,希望從事不一樣的農業、生態友善的農業,我們要為他們創造機會。」

貝佑從來沒有申請過CAP補助,「你去看看巴斯克地區有拿補助的農場,他們買的都是同樣類型的溫室,同樣的灌溉系統。拿了補貼,你就會開始失去自主性」,他說。他也認為,CAP為了讓農民賺錢,促使農民增加生產規模,不過卻讓農業生產的多樣性漸漸消失,巴斯克傳統的「baserritarras」,生產規模雖小,卻有高度自主性,充滿生命力,也無需為了貸款壓力而煩惱,這才是他理想中的農業。

貝佑用了另外一個比喻,他提到巴斯克自治區的政府,雖然極力保存巴斯克語,不僅義務教育都是以巴斯克語來授課,在大學中,許多教授也努力以巴斯克語編寫出各學門的教材。但貝佑認為,官方所推動的語言,仍是以畢爾包大都會區所使用的腔調為主。

由於巴斯克地區是多山谷地型,早期每個村落因為地形封閉,不常和外界來往,儘管說的都是同一種語言,仍然演變出不同的方言,以捕魚為主的地區,就會衍生出漁人專有的語詞,牧羊人可能又會他們專屬的語彙。「我們應該努力維持各種多樣性」,在道別之前,貝佑堅定而溫柔的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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