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便查一下跟糧荒有關的消息，竟然多如牛毛；像是「2006年起，澳洲大乾旱，稻米產量降低四成。」、「2007年12月，泰國出口米1公噸362美元，2008年4月，米價飆漲到1公噸1000美元。」、「2007年，印度東北部、孟加拉、緬甸爆發嚴重鼠患，兩百萬人面臨飢餓。」、「2008年3月， 印度、越南、中國、埃及、印尼等國，限制稻米出口。」、「2008年9月，聯合國糧農組織公布全球有9億2500萬飢餓人口。」、「全世界有75％的窮人，都集中在農村生活。」
我想起第一位以農業科學家的身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伯洛格曾說的一句話：「飢餓，是人類文明的恥辱。」從這句話出發，再回頭看看，似乎從古至今，飢餓從來沒有消失過。尤其到了二十一世紀，地球暖化、糧食產量減少、糧價飆漲、限制出口、油價攀升，還有全球化浪潮…。種植糧食的農村，世襲著貧窮的命運，飢餓就像是一列沒有煞車的火車，一直開向天際。台灣世界展望會會長杜明翰說，貧窮國家的兒童們，幾乎沒有什麼快樂的童年，孩子們沒有在街上遊戲、沒有去上學，他們只有一種表情，一種「我不要餓肚子」的表情。
全世界有11億人口，每天的生活費不到一美元，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住在以稻米為主食的亞洲國家，這些貧困的人，必須拿收入的三到四成購買糧食，米價飆漲，幾乎快壓垮他們。芝加哥大學教授貝克(Gary Becker)估計，糧價增加三分之一，富國生活水準會降低3%，但是窮國卻會驟降20%，因為糧食，是窮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支出。對此，杜明翰進一步說明，他說，外界很容易忽略缺糧地區的分配問題，只要一旦發生糧荒或饑荒，女性和兒童一定是第一個被犧牲的弱勢者。
就在全球糧食不足的陰影籠罩下， 2008年10月9日，台灣水稻產業的發展，出現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台灣大學將與國際稻米合作所簽約，簽署水稻研究、種源收集的相關備忘錄。這一步，是台灣水稻研究、糧食安全，正式與國際接軌的重要階段。
屬於非營利機構的國際稻米研究所，全名是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成立於西元1960年，簡稱IRRI。總部設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近郊，試驗田佔地252公頃，同時在亞洲跟非洲，也擁有14個研究單位。
現在的IRRI，是全世界最頂尖的稻米研究機構。這裡有來自八十幾個國家的科學家，日以繼夜地進行糧食作物研究，工作領域包含稻米育種改良、作物栽培管理、生物科技實驗和農業政策規劃，IRRI在2007年的年度預算，超過三千萬美元。稻米基因庫是所有研究的核心，被稱為IRRI的心臟。這裡保存著128個國家、超過十萬種的稻米品種，其中還包含沒有被人類馴化的野生稻。
野生稻的特別之處，不只可以預防被鳥類啄食的長芒，或是看起來像雜草的外觀，不同的野生稻，擁有不一樣的「特異功能」。有的可以抵抗病蟲害，有些不怕過低或過高的氣溫，有的被水淹不死，有些則是不怕乾旱。野生稻提醒了人類，保存品種和基因的多樣性，人類才有條件，面對多變的生存逆境。
在稻米基因庫裡，有一排看起來毫不起眼的綠色櫃子，收藏著全世界的稻米品種，旁邊有十幾個正在挑穀粒的工作同仁，正為各種稻穀品質把關。這些經過挑選的穀粒，等到自然乾燥兩個月後，會被包裝成三種規格。一種，是分享給任何前來申請的國家或農民，一種是可以在3度C的條件下，保存四十年，提供當代人類使用，第三種，最重要，是要留給未來的後代子孫，只要在-20度C的恆溫裡，就可以保存一百年。
現在的科學家，無法改變耕地面積減少的事實，所以糧食研究的首要任務，就是增加單位面積產量。稻米基因庫的創辦人張德慈，是台灣的水稻專家，在因應1960年代的糧食危機時，他找到了高產量不易倒伏的品種-低腳烏尖。張德慈利用低腳烏尖，發展出以IR8號為首的IR系列，這些品種在十年之內，讓東南亞國家，每公頃稻米產量增加了2.5倍以上，成功減緩當時的糧食危機。這一場戰役，被喻為綠色革命。
不過，綠色革命的成功，卻也把後來的糧食生產和環境生態，推入險境。IRRI計畫發展室主任Mr. Duncan Macintosh表示，第一次綠色革命，主要是聚焦亞洲的食物生產量，即使是比較不利耕作的環境，科學家和農民還是使用相同的栽培管理方式，來維持水稻的產量，所以科學家們，必須記取第一次綠色革命的教訓，更要認知第二次綠色革命是永續性的，在生產食物的時候，同時要了解生態環境和傳統文化。
簡單來說，第一次綠色革命的負面影響，主要是IR系列的稻米品種，大都是氮肥利用力高、耐肥性很強的稻作，所以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大多數農民，很容易養成過度施肥的習慣。於是在推動第二次綠色革命時，必須特別重視肥料的合理施用。在IRRI研究了17年的資深作物生理學家彭少兵表示，特別是經濟發達的地區，農民施肥容易過量，氮肥過量會破壞環境，地下水硝酸氮含量增加，還有大氣的增溫，也跟農人施氮有關。
彭少兵曾經公開發表，2002年中國水稻氮肥平均施用量，是每公頃180公斤。反觀台灣，從1990到2000年的十年當中，每公頃稻作氮肥竟高達268公斤。很少人注意到，這些肥料只有20%到30%是被水稻吸收，其他全部流失在環境裡。彭少兵很憂心，因為他發現，要讓農民接受精準施肥，遠比品種推廣來得困難許多。
唯一會讓農民正視的問題，不是環境破壞、土壤酸化，而是過量的氮肥，會增加田間病蟲害，直接影響水稻產量。所以，這幾年彭少兵積極推廣，作物生長管理的技術與觀念。不過，要了解合理化施肥之前，必須要先認識，「什麼叫做合理？」
為了這個目的，台灣花蓮農業改良場的余宣穎，在2008年9月，遠渡重洋到IRRI向彭少兵學習。余宣穎說，今年年初在台灣，肥料一直漲價，雖然造成農民生產成本增高、收入減少，可是以另一個角度來思考，卻迫使農民必須學習精準施肥的契機。他認為，種水稻就像養一個孩子，孩子吃太多、吃太油，會過度肥胖，然後出現各種疾病，於是就要看醫生、吃藥或打針，其實，水稻也是這樣，施肥的目的應該是讓水稻獲得最恰當的養分，而不是過度施肥、出現病蟲害後，又加重農藥使用。
使用葉綠素儀和比色卡來比對稻葉顏色，可以確認稻作的肥份是否足夠。顏色過深、過綠，表示肥料過多，顏色太淺的話，表示應該適當加肥，彭少兵認為，如果農民也能學會這種簡單的測試方法，肥料的使用量一定可以有所控制。
掌握了育種命名和田間管理兩大方向，IRRI揭開了世界農業發展的新頁。可是，讓人疑惑的是，知識如果有力量，為什麼農村發展停滯？為什麼還有人餓肚子？科學，真的能解決一切嗎？走進農村，或許可以一窺究竟。
農化產品代理商在農村推銷，業務員說得口沫橫飛，農民聽得一頭霧水，好或不好，大多是人云亦云，根本管不到安全用藥和精準施肥。再仔細想想，是誰製造農藥、肥料和壟斷種子的權利呢？某些歐美農企業公司的跨國商業行為，是第一個被質疑的對象。
其次，種糧食的人是農民，為什麼75%的窮人，都集中在農村？國際穀物理事會公布，今年全球穀物產量預計有16.62億公噸，比去年增加了5.7%，是什麼原因，使得糧食到不了挨餓的人手裡？以菲律賓為例，2008年3月，主要稻米出口國紛紛宣布限制出口，高度依賴進口的菲律賓，市場出現恐慌心理，囤米哄抬價格的情況，屢見不鮮。
全球化的商業操作、窮人吃飽的權利被剝奪，再加上能源危機成本提高，以及農地減少、環境破壞，和人口增加的趨勢，糧荒議題，充滿著複雜的政治與經濟因素。科學家期待的第二次綠色革命，預期可以創造高產量，可是沒有錢買米的人們，看來依然沒有吃飽的機會。
世界和平是什麼？是沒有戰爭嗎？還是應該更進一步，促使人類透過互助創造和諧的生活？為什麼全世界政府或領袖，都忙著進行「WTO」、「自由貿易」協商，難道加速進行以人道為基礎的「全球化」合作，真有那麼難嗎？台灣世界展望會會長杜明翰更是直接了當地說，「全球化不應該只是賣東西，不應該是更容易剝削其他人。」
奇蹟米創造的第一次綠色革命，已經淹沒在全球化席捲的浪花下了，第二次綠色革命，才正要開始。在科學家成功之前，唯有先走向公平分配、保護農業環境、破除跨國企業對農村的搾取，才有可能讓研究成果有所貢獻、徹底解除糧食危機。否則，再多的糧食，也無法讓所有人遠離「餓」夢！
側記
在菲律賓進行採訪的時候，常常在街上會遇到乞丐。他們大部分是兒童，有男孩、有女孩，不哭叫也不吵鬧，靜靜地跟著我們的後面。一旦眼神交會的剎那，就會緩緩地向我們伸出右手。而我，僅是給一個微笑，然後繼續工作。可是，我的內心卻奔騰著，無法停止一連串的自問自答。「我該不該給他一些錢呢？」、「他有沒有上學？他的朋友呢？」、「不知道她會不會被爸媽賣掉？」、「正要長大耶！怎麼那麼瘦？」
菲律賓，這個與西方世界國家高度友好、土壤肥沃雨量充足、人民樂觀友善的國家，怎麼會從四十年前人人稱羨的「亞洲典範」，走到如此貧窮、落後的地步？在菲律賓，我看到了全球化的「成功案例」。在WTO的遊戲規則下，人命如敝屣，跨國企業、歐美大國和貧窮國家的貪婪政府，才是最後勝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