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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之路2017全球大會觀察筆記(三)

 

農民之路2017全球大會觀察筆記(三)

當歐洲乳價崩盤  小酪農如何另闢生路

文/攝影 陳寧

位處亞熱帶的台灣,本土鮮乳一向供不應求,而且價格居高不下,很難想像現在的歐洲,牛奶竟然比水還要便宜。

歐盟是世界上第一大的產乳地區,生產牛乳和各種的乳製品加工產業,是歐盟最主要的農業經濟活動,佔農業產值超過十分之一。為了確保酪農能夠有合理收入,1984年設立了牛奶配額制度,每個農戶的產量都不能超過配額,防止生產過剩,以維持牛乳與乳製品的市場價格。

一向對自由貿易保持批判立場的農民之路指出,共同農業政策修正過程中,為了迎合WTOTTIP(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談判雙方為美國和歐盟)等自貿協定,可說是加速阻斷小農的生路。其中,酪農受到的衝擊又最為劇烈。

從貿易自由化的角度來看,配額制度這種干預市場的做法,勢必要進行調整。儘管酪農不斷抗爭,歐盟的牛奶配額制度仍然於2015年正式走入歷史。不巧的是,同年卻遇上俄國抵制歐盟,原本大量出口到俄國的乳製品因而滯銷,乳價崩盤到比水還便宜,農民生產越多賠越多,他們憤怒地把牛奶車開上街頭,把牛奶噴向警察、政府部門,表達抗議,2016年,歐盟端出了5億歐元的補貼,希望能紓緩酪農的困境。

農民之路雖然要求補貼政策應該照顧小農,不過這畢竟是在既有的遊戲規則下,要求讓規則更加公平,小農畢竟不能完全依賴補貼維生,如何讓小農擁有完全的自主性,擺脫自由貿易與跨國資本的束縛,才是農民之路最重要的訴求。

"乳酪之源"合作社經營模式 從羊奶到起司地產地銷

在巴斯克農運組織Ehne的安排下,我們來到距離巴斯克自治區首府維多利亞車程約半小時,一個名為Zaballa的小村落,拜訪一家生產,瞭解他們如何自產自銷。

巴斯克地區多山谷的零碎地形,使得區域內佈滿許多小聚落,村民仰賴畜牧業維生。後來隨著林業發展,為了供應木材給馬德里等大城市,許多畜牧用地開始造林;到了197080年代之間,比斯開省工業化過程中,林業又逐漸消失。隨著工業沒落,在地團體開始要求政府,應該將過去的林地,重新用來發展畜牧業,乳酪之源牧場正是走在這樣的道路上。

一行人一抵達牧場,牧場主人貝塔就拿出自家羊奶製成的優酪乳,分給大家品嚐。貝塔說,這個牧場是以合作社方式經營,共同持有一百頭山羊和土地,而且三位合夥人都是獸醫,對於照顧動物和品種選擇,都有一定的知識基礎。

十八年前,他們離開都市,來到這裡養羊務農。不是農家子弟,也沒有繼承農地,另外一位農場主人米拉說,當時這裏沒有路,也沒有房子,什麼都沒有,他們也幾乎沒辦法從銀行借到什麼錢,一切就是靠著雙手,一點一滴、一磚一瓦打造起來。

每天山羊都會從羊舍中放出來,在廣大的草地上自由活動,牧羊人的工作,就是看好羊隻,不要讓他們跑去偷吃鄰田穀物。山羊在外面跑來跑去,產乳量雖然比圈養的羊隻來得少,好處是健康狀況較佳,不容易生病。

米拉每天早上,會幫正在泌乳期的乳羊擠奶。不過,只靠賣羊奶的收入實在太低,無法生活,貝塔解釋,羊奶的產地價比牛奶還要低,牛奶一公升單價大約一歐元,羊奶只有四十到五十分,於是他們慢慢開始自學,摸索出如何製作優格和起司,透過控制加熱溫度和時間,就可以製作出不同的產品,其中一種需要熟成45 60天的起司,一公斤的價格可以賣到20歐元。

他們的產品目前主要銷售到維多利亞市區,希望盡可能的地產地銷,同時也經常支援附近的幾間學校,到校內進行食農教育,教導學童怎麼製作起司。「我們希望讓我們的鄰居,從小就開始認識我們在做的事情」,貝塔說。

由於來訪的成員都是農民和農運組織,不免好奇乳酪之源農場的產品,是否有得到有機或是任何形式的認證?米拉的回答很巧妙,他說:「我們有認證,不過我們沒有因此提高我們的售價,不是我們需要認證,而是消費者需要」。認證過程中,最基本的除了放牧的草地不能施用化肥,牧場和羊舍的飼養密度也都有嚴格規定,米拉說,認證單位也會檢查產量,「如果你的羊產的奶太多,這可能也代表哪個地方出了問題」。

接著,貝塔向大家展示他們進行加工的設備,有人則問到,他們怎麼學習殺菌、消毒玻璃容器、維持作業環境清潔等確保食品衛生的技術,以提供消費者安全的食品,貝塔說,在他們所居住的村莊附近,就有小型的教室,從事農產加工的農戶可以前往上課。不過,貝塔也提到,隨著像他們這樣的小型起司加工業者越來越多,用來製作起司的生乳也變得較容易取得,政府已經漸漸加嚴衛生檢查法規,「很多事情變得很麻煩」,她說。

農民之路於2017年所發佈的一份農民權調查報告中也指出,在巴斯克地區的傳統家庭農場中,由女性進行農產加工來增加收入,一直是重要的經濟策略。現代的衛生法規,卻是從農企業的需求出發,如果政府沒辦法制定出適合小生產者的管理辦法,而是要求小生產者也符合和農企業一樣的衛生標準,只會讓小農漸漸失去自主性。

米拉說,歐盟的農業補貼,主要是以小麥和牛乳為主,乳酪之源牧場的三位合夥人,目前每人每年僅能領到4000歐元補貼。從他們打造出的這套產銷模式,已經很明確地告訴我們,能走過這18年,靠的顯然不是歐盟補貼。他們不僅已經站穩腳步,現在,還有能力提攜其他年輕新農。

青年半農半X  用生活抵抗自由貿易

距離乳酪之泉大約20分車程的Salcedo小鎮中,傳統的鄉村建築,在陽光照射下,呈現一片橙黃色調,還有翠綠的葡萄樹點綴其間。幾部停放在路旁的曳引機、裝載收穫穀物用的大卡車,和這傳統農村景致,有些格格不入。

莫尼卡的版畫工作室「土地 紙 剪刀(Tierra Papel Tijera)」就在這裡,她向我們展示了幾幅作品,以及製作版畫的機器。她還有另一個身份,一位務農資歷五年的農民。

莫尼卡和先生拉蒙,一同以生態農法經營一處面積約1.7公頃的小農場。幾年來他們過著一邊務農,一邊從事藝術創作與環境教育的生活,最近已經有另位兩位青年,打算加入他們的農場。

拉蒙說:「我們旁邊的這些大片農田,一個人可以耕作兩百公頃,我們這裡卻是四個人種一公頃」,村落裡只有幾十位居民,卻對這些年輕人的行為,非常不以為然,常常覺得他們生產力低落、指責他們為什麼不用農藥化肥來提高產量。

不只附近的居民不諒解,拉蒙和莫尼卡的耕作過程也十分辛苦。拉蒙分析,市面上的食物價格,並沒有反映真實的生產成本,而是補貼之後的價格。他們農場的生產方式,人力投入高,又沒有領取補貼,如何降低農產價格,讓不富有的人也能享用健康的食物,一直是個很大的挑戰。

幸好,經過在地家長團體的努力倡議,他們已經發展出將農產直接販售到學校的管道,巴斯克有四間實驗學校,開始引進小農食材,農場裡目前所生產的豆類,全部都賣到這幾間學校,無需透過政府或其他中間商。「我們的目標是在同一塊農地上,產量可以提高,價格也可以再降低三成,這就是我們的進步」,拉蒙說。

似乎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壓抑久了,拉蒙的話匣子一打開就停不下來,他繼續談論周邊用農機進行大規模耕作的農民,他認為這是很不永續的生產方式,農民有資格過更有尊嚴的生活,但他們現在連自己吃的食物也是從超市買來的。「這些農民生產了成千上萬噸的穀物,不過永遠也吃不到自己生產的麵粉所做的麵包」,拉蒙激動的說。

2013年,拉蒙和莫尼卡開始與「乳酪之源」牧場,建立合作關係,供應牧草給牧場的山羊食用,羊糞則運到他們的農場來做成堆肥。此外,拉蒙介紹了一片種了七種不同在地品種蘋果樹的果園,他解釋,這不是他們農場獨有,而是和乳酪之源的三位夥伴,共同決定要種的。入秋之後,牧場進入農閒期,這時候三人就會來到拉蒙的農場,大家一起將蘋果加工成果汁和氣泡酒。

拉蒙說,他們共同追求的,不只是能把農產品直接賣到消費者手上,也希望生產過程中的任何工作,都能由自己親手完成,不要再被任何中間商賺走。不論是發展自產自銷的管道,或者小農之間建立合作換工的關係,他們持續堅持著,要在自由貿易的洪流之中,站住一小片不要讓自己太快被淹沒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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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之路, 小農, 合作社, 乳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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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之路2017全球大會觀察筆記(二)

 

農民之路2017全球大會觀察筆記(二)

歐盟共同農業政策  為何助長了農企業圈地? 

文/攝影 陳寧

頭上戴著繫滿彩色絲帶的尖帽,肩上披著羊皮,一群男士兩兩排成一排,表情肅穆的一邊走著,一邊使勁前後晃動身體,讓背上背著的牛鈴發出響亮的聲音。這是巴斯克地區一處名叫伊圖倫(Ituren)的小鎮,每年一月豐收慶典開始前的傳統儀式,除了通知村民慶典即將展開,牛鈴的聲響也具有驅除惡運、保護牲口健康的用意。

主辦單位透過傳統儀式,宣布農民之路第七屆全球大會正式開始,也讓數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與會者,得以跨越語言與文化的隔閡,感受到這個古老民族的生命力。

巴斯克人 從土地長出來的生活文化

在巴斯克語中,特別把生產食物的人稱為「baserritarras」,和父親兩人一同在距離畢爾包車程不到半小時,一處名為Larrabetsu小鎮耕作的青年女農艾瑪亞解釋,這個詞和農民有些不同,同時代表了一種生活模式和哲學,對他們來說,生產行為和生活中的每個環節是牢牢相扣的。

用木頭和石頭打造的傳統家屋「baserri」,不只有居住空間,他們會將牲口養在屋子的一樓來保暖,另外還設有加工蘋果酒的設備、麵包爐、穀倉等空間。巴斯克人的傳統生活與社會規範,可說是以「baserri」家屋為中心而建立的。


對於傳統文化的堅持,使得鄉間許多上了年紀的農民,會擔心土地出租或出售之後,一旦落入投機客手上,會作為非農業用途。這樣的風氣,使得新農很難在鄉間找到土地。艾瑪亞因為來自農家,家中就有農地可以耕作,幸運的沒有這樣的問題,不過她對於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卻有些微詞。

共同農業政策(CAP)  為什麼農民不買單?

二戰過後,為了解決糧食供應短缺問題,1960年代歐盟制定了「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 CAP),透過政策補助,鼓勵農民生產,一方面也降低糧食價格。

1980年代,由於長期的補貼,不僅使得農產品產量過剩,農民為了追求高產量來獲得補貼,大量使用農藥化肥,更造成環境負擔,衍生許多問題。數十年間,共同農業政策進行了多次的調整,逐漸由過去獎勵生產的思維,轉變為鼓勵發展「農業多功能性」,意指農業不只是為了生產食物,同時也蘊含了保護環境、自然資源、保存農村景觀等多重價值。

歐盟於是轉而將補貼用於引導農民轉向友善耕作,維持農地農用,只要符合實施有機耕作、牧場不使用化肥、重視動物福利等條件,都可以領到程度不一的直接補貼金額。

艾瑪亞家族的農場,規模有1.5公頃,同時種植果樹和飼養家禽。他們目前申請了共同農業政策的補助,她解釋,這是一個五年的計畫,為此他們投資了9000歐元(艾瑪亞和父親的收入每個月共約1000歐元),打造新的溫室和灌溉系統,但歐盟規定她必須在五年後達到一定的產出,否則會收回補助。艾瑪亞認為,五年的時間放在經營農業的尺度來看,其實根本不算什麼,很可能沒辦法達到太顯著的成果,這樣的規定有些不切實際。

農民不得不舉債投資更多設施、增加生產規模,以達到歐盟設定的生產目標,艾瑪亞覺得,為了領取一點補助,卻要被綁在這樣的計畫中,她不是很開心。她認為,比起給農民錢,如何確保想務農的人能夠承租到土地,產品也有銷售管道,才是更重要的事情,例如當地有許多學校、醫院、老人安養機構等公共服務的團膳需求,都可以由小農來提供食物。

「但我們的政府只是去敲敲餐飲業者的門,這些業者也不可能向小農採買」,艾瑪亞無奈的說。2000年時,巴斯克自治區以衛生安全為由,對公立學校的食堂實施直接管理制度,由團膳業者統一供餐,漸漸的,學校關閉廚房,也無法繼續向社區中的農民、菜販、肉舖、漁民和麵包坊等生產者採買,原本的食材供需關係,被迫中斷。

自己餐盤自己選擇 孩子健康農業有希望 

2016年,巴斯克的家長團體和糧食主權倡議組織,發起「自己的餐盤,自己選擇」行動,他們希望能實地瞭解孩子每天到底吃了什麼,要求政府應該重視學生的營養,也應該從飲食出發,讓孩子認識環境與文化,同時縮短食物里程。

改變午餐的採購模式,意義不只在於讓孩子吃得健康,艾瑪亞認為,如果地方政府可以媒合這些需要供餐的人和小農,就可以產生骨牌效應,提升就業率,增加農業從業人口,農民也可以保有農地。

不過,改變的腳步,仍然跟不上農地流失的速度。青農貝佑指出,CAP的對地補貼制度,讓持有農地面積越大的人,能夠領到越多錢,「這一點都不公平,這些持有大筆土地的人,本來就很有錢啦」,他舉例,甫於2014年以88歲高齡辭世的西班牙貴族阿爾巴公爵夫人(The Duchess Alba),不僅坐擁數億歐元的資產,也是國內前五大的農地持有者,照樣能領到補貼。

事實上,農企業也早就看上這點,在農村大肆收購農地,艾瑪亞和貝佑遭遇的困境,更不只是存在於巴斯克地區或者西班牙的特例。農民之路ICC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為農民之路核心領導組織,由10大區域分別推派代表組成)青年代表寶拉(Paula Gioia)指出,CAP依據土地面積來發放補貼,長期以來吸引了許多投機客,他們往往不是在地居民,而是從國內的其他區域,甚至跨國到鄉間購買農地,甚至連非農業部門的企業,也開始投資農地經營農企業。

寶拉目前在德國柏林務農,她以柏林為例,當地許多農地都是西德人前來投資,「他們在這裡賺了錢,收入卻沒有留在當地,也沒有繼續投資這個地方」,寶拉說。

CAP加速了農地集中化,分配不均的現象,農地價格被炒高,更讓青年很難有能力投入農業,「你買下一塊農地之後,你可能務農一輩子都還不完貸款」,寶拉說。根據統計,2013年歐盟27個成員國中,百分之三的大規模生產者,持有52.2%農地,但76.2%的小生產者,只持有11.2%農地。

「在這些大規模農場裡工作的人,他們被訓練重複進行單一的動作,下一個步驟,則交給另一批工人來做,這種工業化的生產方式,讓農企業裡的工人,跟土地失去連結」,寶拉無奈的說。

工業化生產壓境 小農逆境求生 

我們到訪巴斯克的7月,正是小麥的收割期。原本寂靜的鄉間小路,不時有曳引機還有載送穀物的大卡車呼嘯而過,路旁一望無際的廣大農地上,依照地區氣候不同,種植的幾乎僅有小麥、向日葵、玉米等幾種作物,透過高度機械化的方式,壓低生產成本,不過也失去了田間作物的多樣性。相較採取生態農法的小型農場,耕作型態少量多樣化,機械化程度低,必須仰賴更多人力,耕作面積卻小得多。

寶拉指出,農民之路一向主張,CAP補貼應該要有不同的指標,不能只用面積作為唯一標準,例如實際在農場中務農的人數,也應該被列入指標之一。他們不斷串連各國的草根農民組織,試圖讓更多小農了解歐洲農業的困境,也進行倡議,今年5月,總算獲得階段性成果,歐洲議會正式發佈一份報告,提及農地分配不均、CAP導致農企業圈地情形日益嚴重確實是歐盟應該正視的問題。

今年也是CAP五年一度的調整期,寶拉指出,儘管對歐盟的協商和遊說是困難的事,但他們仍在持續,「在各國都有許多年輕人想要務農,特別是都市裡的年輕人,他們離開城市進到農村,希望從事不一樣的農業、生態友善的農業,我們要為他們創造機會。」

貝佑從來沒有申請過CAP補助,「你去看看巴斯克地區有拿補助的農場,他們買的都是同樣類型的溫室,同樣的灌溉系統。拿了補貼,你就會開始失去自主性」,他說。他也認為,CAP為了讓農民賺錢,促使農民增加生產規模,不過卻讓農業生產的多樣性漸漸消失,巴斯克傳統的「baserritarras」,生產規模雖小,卻有高度自主性,充滿生命力,也無需為了貸款壓力而煩惱,這才是他理想中的農業。

貝佑用了另外一個比喻,他提到巴斯克自治區的政府,雖然極力保存巴斯克語,不僅義務教育都是以巴斯克語來授課,在大學中,許多教授也努力以巴斯克語編寫出各學門的教材。但貝佑認為,官方所推動的語言,仍是以畢爾包大都會區所使用的腔調為主。

由於巴斯克地區是多山谷地型,早期每個村落因為地形封閉,不常和外界來往,儘管說的都是同一種語言,仍然演變出不同的方言,以捕魚為主的地區,就會衍生出漁人專有的語詞,牧羊人可能又會他們專屬的語彙。「我們應該努力維持各種多樣性」,在道別之前,貝佑堅定而溫柔的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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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自治區, 農民之路, 傳統文化, 原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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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之路2017全球大會觀察筆記(一)

 

農民之路2017全球大會觀察筆記(一)

要農地不要幽靈車站
巴斯克青年一場持續六年的占地行動

文/攝影 陳寧

2017年7月,筆者受農運組織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的邀請,前往採訪於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區舉行的第七屆全球大會。成立於1993年的農民之路,是目前全世界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草根農民運動組織,每四年舉行一次全球大會,目前成員有來自79個國家的164個農民組織,長期致力於爭取小農的自主權,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捍衛糧食主權、推動生態農業、爭取鄉村中性別平權皆是農民之路二十幾年來,不斷推動的核心價值。

透過農民之路與主辦本次大會的EhneBizkaia(巴斯克自治區-比斯開農民團結聯盟)安排,筆者訪談了幾位巴斯克在地青農、也拜訪了幾個以生態農法經營的農場,得以從有別於一般旅遊指南的角度,認識巴斯克自治區的歷史以及農業現況。而透過巴斯克青農所面臨的困境,也讓我們得以進一步了解歐盟農業政策的問題。              

青年守農地  行動藝術諷刺政府 

一位穿著帽T的男子,緩緩將一輛滿載泥土的單輪推車,推進西班牙比斯開省格喬(Getxo)市中心嶄新的地鐵站內,將泥土倒在光亮潔淨的地面上。兩位農民拿著鋤頭來到這堆泥土旁,把土整平,在上面「種」下幾顆飽滿渾圓的包心菜之後,面帶微笑的離開。

不久之後,另一位穿著螢光背心和工作服的人來到這裡,拿出袋子裡的水泥,毫不留情的撒在泥土和蔬菜上,接著又拿出木樁,從包心菜上打下去,徹底毀了這處小菜園…

這是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區一群青年所發起的一場行動藝術,諷刺當地政府,正在以拓展大眾運輸系統之名,大興土木、開發農地。

巴斯克自治區位在西班牙北部,這個古老的民族和其語言的起源,至今仍是個謎。巴斯克語沒辦法和世界上其他的任何一種語言被分類為同一語系,是世界上少有的「孤立語言」。然而,19世紀因為鐵礦開採,巴斯克區內以畢爾包(Bilbao)為中心,開始快速發展出造船、煉鋼、煉油等重工業,吸引大量外來人口移入,漸漸動搖巴斯克人傳統的文化與社會網絡。

1950年代,獨裁者佛朗哥 (Francisco Franco)強化了發展工業、摒棄農業的方向,而在他高壓統治期間,巴斯克文化受到極力的打壓。西班牙內戰期間,佛朗哥甚至「邀請」德國納粹軍隊,空襲巴斯克地區內的格爾尼卡小鎮,畢卡索用他的憤怒和畫筆,畫下了受到戰火蹂躪的百姓,「格爾尼卡」這幅畫,現今已成為控訴戰爭暴行、追求和平的重要象徵。

佛朗哥政權倒台後,巴斯克地區並沒有迎來真正的和平,當年巴斯克人為了對抗獨裁政權,成立地下反抗組織ETA(巴斯克祖國和自由),西班牙推動民主化過程中,巴斯克地區雖然成立自治區, ETA並不因此滿足,持續爭取巴斯克獨立,而且行事手法越來越極端和激烈。

ETA發動恐怖攻擊來訴求獨立的手法,傷及無辜平民,引來多數西班牙人民的反感。經過了公民社會的漫長溝通與協商,20174月,ETA終於宣布卸除武裝,讓巴斯克人民得以走向和解的開端。

巴斯克自治區政府則於1998年,決定在畢爾包興建古根漢美術館,同時開啟一連串的景觀改造工程,將晦暗的工業城,搖身一變成為文藝港都。金屬閃亮外觀,流線造型,彷彿大船入港的古根漢美術館,如今不但成為西班牙重要的觀光景點,也一度吸引不少台灣的地方首長前往取經。

觀光興起房價土地飆漲  農民無地可耕種 

屬於畢爾包都會區一部分的格喬市,由於位處海岸,也發展起觀光業,出身格喬市的在地青農貝佑,開著車帶我們來到畢爾包港邊,小山丘上蓋滿了一整排豪華度假別墅。

貝佑在大學時唸的是英語文學,畢業之後他選擇成為一位農民,也積極參與各種倡議抗爭行動,但他不是農家子弟,沒有繼承農地,老一輩農民的性格,又多半不願輕易租地或售地給外人,找尋耕地成了一大難事。

近年來,西班牙失業率高居不下,一直在20%上下徘徊,一片不景氣中,觀光是少數能支撐經濟的產業。但大力發展觀光,除了造成居民失去平靜生活、觀光區物價房價飆漲等副作用,農地也水漲船高,並且面臨開發壓力。

「務農十五年來,我已經換過六處不同地點」,貝佑無奈的說。他必須不斷找尋願意出租土地的人,每到一個新的地點,就要適應新環境,一切從頭開始,這樣的窘境,讓他很難設定長期的目標,工作也變得很不安定,至今更沒有能力買下任何一塊農地。

儘管如此,貝佑還是積極參與各種公共議題。他生產的作物,除了直接配售給一些固定合作的餐廳、商家以及消費者,也在當地的在野黨聯絡處設置銷售點,有時候,他忙著上街抗爭,就由他的母親幫忙賣菜。

2011年,他和格喬市的一群青年,發動了一場占地行動。自從興建古根漢美術館後,巴斯克政府至今仍持續進行一連串都市開發和更新計畫,其中一個項目,是要打造連接畢爾包機場、畢爾包市區,和濱海地區的一系列捷運網絡。

根據當地政府於2001年發布的城市總體發展計劃(General Urban Develop PlanPGOU),格喬市內有250公頃的土地,被列入開發範圍。2007年,政府更打算實施一項造鎮計畫,興建三萬戶住宅,其中八千戶位在格喬市,大片綠地即將變成水泥叢林的隱憂,引發3000位居民上街反對。

有學者批評,PGOU制訂時正值房市泡沫,當時設定的經濟與人口成長目標,不但跟後來的實際發展情況完全不同,現今的價值觀也更重視在城市中保留綠地、不要過度水泥化,這份計劃早就應該重新檢討。

隨著2008年金融海嘯來襲,財政困窘的政府,無力再進行這樣的大型造鎮計畫,都市開發的腳步卻沒有完全停擺,當地政府持續興建捷運系統,先將格喬市中心的車站地下化後,又於郊區新建Ibarbengoa車站,並徵收車站旁一片大約兩、三公頃大的農地,規劃為300個車位的大停車場,目的是為了讓民眾把車停在此處,再搭捷運進到市區。

當地青年們卻不認同這樣的說法,他們認為,建造停車場的這個設計,本質上仍然是在鼓勵民眾使用汽車。更荒謬的是雖然在2011年就完工,捷運列車卻從來沒有停靠過這一站,車站附近也僅有不到十戶居民,眾人戲稱這是個「幽靈車站」。


為了阻擋興建停車場,以進一步阻止Ibarbengoa車站正式啟用,一群青年占領了這片農地,在上面興建抗爭小屋。

占地蓋抗爭小屋  用創意阻擋農地變停車場 

在貝佑的帶領下來到抗爭小屋,很難不對眼前的景象感到好奇。在台灣,可能不用幾個禮拜,政府就會派出大批警力和怪手,來強制拆除,為什麼在這裏,占領行動卻能夠持續六年之久?

貝佑解釋,地方政府其實一直試圖想把他們趕走,不過也擔心暴力鎮壓會引起社會反感。事實上,不只是政府不希望引發流血衝突,占地青年們也不願意使用暴力,讓周遭居民對他們產生負面形象。因此,警方時不時以查戶口為由前來「關切」,更幾度採取行動宣稱要拆除,青年們則以架設防禦工事的方式來阻擋,堅守非暴力抗爭原則。

他們也發起各種具有創意的行動,除了到地鐵站裡種菜、在阻擋警察的拒馬上畫上畢卡索名畫格爾尼卡,也曾經一群人裸體、全身抹上泥土,在抗爭小屋旁烤火煮食。儘管有些行動看似搞怪,格喬市民有了過去力抗PGOU的經驗,都十分力挺這群占地青年,幾次上街遊行,都有數百人響應。

抗爭小屋裡面有簡易的上下舖床板,也有廚房,牆壁是木板、瓦楞紙板,裏層抹上泥土,全都是可以回收的素材,青年們輪班住在這裡,同時還裝設了雨水收集系統,和太陽能發電裝置。

小屋外種滿了各式各樣的蔬果,貝佑說這裡提供了想務農的市民們一個實驗基地,初學者可以在這裡實驗各種生態農法,有堆肥間,也有生態廁所和生態池,還有共用的農具間,裡面存放了他們自己保留下來的各式種子,現在大約有十幾位市民在這裏耕作。他們也經常舉辦各種活動,小農們分享農作物,和周邊鄰居建立友好的關係。

正如貝佑所說:「這只是個小地方,我們的行動雖然渺小,不過我們想傳達的理念非常的深遠」,六年來,這場占地行動所產生的意義,過程中促進人們對都市化的反思,及其建立起的人際網絡,早已超越了保衛這片農地本身。

不過,從工業化轉型發展觀光產業,造成地價飛漲、農地流失,只是讓巴斯克青農難以生存的原因之一。另一個更大的原因,則是歐盟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 CAP)造成的農企業圈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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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運動, 農民之路, 巴斯克自治區, 公民不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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